村民数字素养对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探讨---以重庆20个行政村为例

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比例为27.97%。“群众”的比例是40.84%；从文化程度（含在读阶段）分布来看，样本大部分学历在“中专或中技”，共有288个，占比为31.96%；其次是“大学或专科”，占比为21.75%；家庭年收入在“10万-14.99万元”的占比为28.87%；从所在居住地乘车到县城时间来看，时间在“41-60分钟”的比例为37.74%，“21-40分钟”的比例是28.30%。41.48%的样本“所在居住地的乡镇政府已开通微信公众号”，以及26.97%的样本“所在居住地的乡镇政府未开通微信公众号”。从对居住地区的数字治理现状评价分布上，大部分样本对居住地区的数字治理现状评价为“优秀”和“良好”，比例是63.60%。还有21.53%的样本评价为“一般”。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启示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乡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治理参与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并通过中介模型来探讨政府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4组研究假说，共计901个样本，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当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时，告知型参与、咨询型参与、合作型参与会受到数字素养水平的限制，同时，发现村民的数字素养水平与他们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此外，村民对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也会受到他们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参与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具体阐释如下：

（1）村民数字素养正向影响数字治理参与行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以告知型参与为因变量，数字素养作为自变量，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值为0.609(t=14.374，p=0.000<0.01)，那就说明数字素养会对告知型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当以咨询型参与为因变量，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值为0.681(t=19.888，p=0.000<0.01)，意味着数字素养会对咨询型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当合作型参与为因变量时，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值为0.651(t=15.114，p=0.000<0.01)，意味着数字素养会对合作型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2）政府服务满意度在数字素养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首先数字素养－政府服务满意度－告知型参与路径中，政府服务满意度在数字素养与告知型参与的间接效应值为0.212，置信区间在0.163-0.263，不含0且直接效应0.396，置信区间在0.307-0.487，不含0，表明政府服务满意度在数字素养与告知型参与中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其次在数字素养－政府服务满意度－咨询型参与路径中政府服务满意度在数字素养与咨询型参与的间接效应值为0.211，置信区间在0.172-0.254，不含0且直接效应0.470，置信区间在0.396-0.543，不含0，表明政府服务满意度在数字素养与咨询型参与中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