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从短视频博主的职业“制造”和媒介实践入手，探讨了返乡青年被整合进数字文化市场和数字经济的过程。在过往对短视频博主的研究当中，无论是从劳动过程的角度还是平台算法的技术性知识展开的研究，都特别注重对“控制”的相关讨论，面对传媒机构和平台这样的庞然大物，博主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在人和组织和技术的互动当中，主体性的力量被忽略了。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
（一）研究背景
短视频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实践形态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其以“用户分享”的方式在视频网站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在2006年至2012年，以“拍客模式”为主导形成了短视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时视频还呈现出比较“简单、粗陋”的面貌；从2008年至2016年，以“精短网剧、网综模式”为主导催生了短视频发展的第二阶段，获得了来自用户和广告主的双重认可，并推动了短视频从UCG（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向PCG(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模式转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使得短视频呈现出“UCG与PCG融合”的特点，获得了资本与用户的双重追捧，诞生了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现象级平台，在全社会掀起了新的文化热潮，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视听风口”。
短视频为乡村传播提供了新契机。过去数十年间，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步伐映衬出“失落的村庄”。在传播话语中，乡村和城市一直被视作相互对立的两端。过去，大众媒介往往秉持着“城市中心主义的立场”，将城乡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城乡差异，这一倾向使得乡村传播在无形之中始终呈现出城市视角。然而，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智慧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视频生产中的平台劳动相关研究
数字平台既是一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也是一项技术机制，更是一种产业形态①。数字平台的发展涌现了大量的平台创作者，他们以文字、音视频等知识、内容和文化服务为主要生产内容②，一个平台账号往往就是个体创作的窗口，个体的知识、生活的展演都可以成为文化产品，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当中，这类群体隶属于数字劳工。通过平台来进行文化创作或者提供其他线上服务的这类群体也被称为“数字灵工”，诸如互联网营销师、网络写手、自媒体创作者都属于这一行列③。在对短视频博主展开的相关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视角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剥削和劳动控制的理论，在控制与反抗的逻辑当中去理解作为一种笼统职业类型的“博主”。
控制论下，同意制造、灵活劳动、虚假自由等是常见的议题。刘战伟对14名短视频劳动者的研究指出，平台对于博主的劳动控制超出了劳动过程层面，平台不仅通过控制权的转移以及量化绩效等直接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同时也在意识形态层面制造出劳动者的主动同意①。刘艺璇借助对平台技术脚本的分析，指出小红书平台通过对广告合作和内容发布的平台审核，把控了博主与品牌商、粉丝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创作学院课程、创作权益的发放、理想用户的打造，进一步规训、调度博主的内容创作模式及话题②。张冠文对短视频达人创意劳动的本质进行分析，指出这种充满个性特色的创意劳动，表面上是主体意识下的自由创作，但实际上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的界限，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以主动的自我剥削取代了强制性的他人剥削，实现了自我规训。
而对博主反抗的相关研究中，突出的是劳动者对平台规则与控制体系的策略性博弈。林磊等对创意劳动中的网文创作者的研究认为，在创作者与资本平台的矛盾之外，网文创作者自身的才华、知识和创意能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多与资方进行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展现出了新的反剥削和反异化的契机③。除了向内探求可以作为博弈资本的生产资料之外，博主也在实践经验沉积中不断解构平台，民间算法知识社群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促进了博主个体算法知识的建构，指导他们协商与算法的关系以导向应对算法的行动策略④。
第二章乡村短视频博主的职业“制造”
第一节博主职业“制造”的政策驱动
（一）政策助推下的农村信息化
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我国坚持“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推动信息技术取得巨大发展。1986年，我国实施“八六三计划”，大力发展计算机系统相关技术；1993年国务院推动“三金工程”建设，致力于推动网络经济贸易和电子货币交易处理技术；1997年，“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的召开深入研究了政府如何推动信息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的议题①。此次报告会明确了在信息化建设过程当中市场应成为主导力量，而政府则负责宏观调控，实现“政企分开”。此一政策助推了信息化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研究显示，在绩效合法性与技术民族主义共同推动下，技术经营者和公众对于现代化的热情不断提高，信息化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政府及民间资本的投入，推动了基础设施与技术的不断革新②。
聚焦中国农村信息化的进程，综合政策支持力度与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和力度，这一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
一是1979年至1991年的应用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与科技紧密关联。1978年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明确将电子信息技术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②。随后，为了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普及和应用，1987年，农牧渔业信息中心成立。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农业和农村统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也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信息中心的建立，计算机技术得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管理的各个环节，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
二是1992年至2000年的组织建构阶段。伴随着互联网的商用化进程，农业部积极响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号召，于1993年成立了农村经济信息体系领导小组，旨在加强农村经济信息的管理与应用。随后，在1994年，农业部又成立了市场与经济信息司，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经济信息的专业化水平。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农村经济数据，还为农民提供了更及时、更准确的市场信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1996年召开的首次全国农村经济信息工作会议，明确了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1998年，广电总局推动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农民群众提供更为便捷、丰富的文化娱乐和信息获取渠道。这一时期初步构建了农村信息服务平台。
第二节博主职业“制造”的技术助推
在职业系统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塑造和终结职业管辖权的力量之一③。在科技革新下，技术进步的成果由大众共享。技术这一推力不仅变革了传统媒体的运营方式，也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迎接来自普通用户和其他媒体的冲击。在数字科技的赋能之下，内容创作和传播的门槛被大幅降低，普通大众获得了借助自媒体平台来分享他们眼中的事实和新闻的权力④。同时技术进步也推动了不同媒体之间的争夺，在虚拟空间进行广告、销售、宣传的限制被放开，这些领域的管辖权也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①，社交媒体的商业化进程还使得博主自身可以侵入销售这一行业，实践这一角色。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则促进了职业知识的自由分享和流通，使得职业教育超脱了时空的限制，降低了返乡青年自主获取职业知识的成本。
（一）职业管辖权争夺：从内容生产到广告销售
管辖权的争夺之所以能发生，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互联网技术使得传播能发生在网络空间，自媒体的崛起让内容创作者能够直接面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和产品推广，而无需经过传统广告公司的中介。这种直接连接的方式不仅降低了推广成本，还提高了传播效率，使得内容媒体在广告市场上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其次，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使得内容媒体能够更加精准地分析用户需求和行为，从而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广告内容。这种精准营销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广告的转化率，还使得内容媒体在广告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最后，技术驱动下跨界合作和融合也成为了媒体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内容媒体与电商、社交平台等其他行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共同打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态系统。
第三章乡村短视频博主的创作动机与创作过程....................29
第一节谋生与情怀：返乡短视频创作动机.........................29
（一）内容创业与变现..............................29
（二）自我价值的实现.............................32
第四章媒介实践过程中博主的自我与职业压力............................51
第一节财富获取下的创业自我与商品化自我........................51
（一）创业自我..............................52
（二）商品化自我....................................54
第五章总结与讨论..................69
第一节主要结论................................69
（一）多因素作用下的“乡村短视频博主”职业制造.......................69
（二）媒介实践：乡村短视频博主的职业创作之路...........................70
第四章媒介实践过程中博主的自我与职业压力
第一节财富获取下的创业自我与商品化自我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论述了自我何以成为一项任务或工作，社会身份从前现代的与生俱来到晚期现代性的个人自致，使得自我成为了一项反思性工程并呈现出两大特征②。一方面是自我建构的过程与商品化深度交织在一起，与之关联的另一方面则在于，人们倾向于将自我视为一种形象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