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从个体—家庭的关系出发，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关于婚姻、家庭、生育的调查问题，通过分析资源禀赋对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出生世代差异，对传统的家庭主义观念是否正发生向新家庭主义的转向这一命题进行回应。
1绪论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保持下降趋势。在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下，出生人口数量出现回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增长5.38%，年平均增长0.53%，而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1，仍处于较低水平。
生育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依据自我意愿控制生育行为，生育意愿成为可规范分析的概念（吴帆，2020）。在强调人口可持续发展之下，生育意愿逐渐成为生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生育行为的预测以避免可能的人口危机。晚婚晚育已然成为中国现行的婚育主流（杨菊华，2015；陈卫民、李晓晴，2020），多孩生育意愿转变为以二孩为主的生育意愿（侯佳伟等，2014）。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间的差异愈加明显（王军、王广州，2016）。与过去相比，中国当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呈现出新的特征，正由过去因生育政策、性别偏好等因素所形成的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现象（陈卫、靳永爱，2011），逐渐转变为现在的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王军、王广州，2016；贾志科等，2019）。个体如何想、如何做共同影响着生命发展与代际传递，单一地从意愿或行为角度并不能全面深入理解低生育水平问题，综合分析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关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间的契合度，或是理解当下低生育水平的关键。那么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二者差异的状况如何？影响其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因素有哪些？上述问题是促进人口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缔结婚姻关系意味着个体正式步入下一人生阶段，成立区别于原生家庭的新生家庭，需要从影响在婚育龄人口实现生育的资源禀赋出发，综合考虑其自身条件、所处家庭资源环境来探析。本研究关注在步入婚姻后育龄人口所拥有的资源如何影响其对生育的期待与抉择，并探讨不同世代的在婚育龄人口如何受到自身资源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生育状况。本文期望通过以上的研究设计，结合资源禀赋与生命历程，从更具现实生育关怀的角度回应当下低生育水平问题，回应生育研究的有关理论，丰富国内对于育龄人口的经验研究，为提振生育水平的政策制定提供可能的实证依据。
在理论意义方面，学术界从低生育率导致的生育转变入手，对人口生育展开了极为丰富的思考与研究。中国的生育转变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生育行为的转变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反映育龄人口在生育决策上的矛盾。新家庭经济学等理论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生育特点，但相对忽视中国家庭转变对生育的影响，尤其家庭资源流动转变对抚育的影响，未能更具体地呈现中国育龄人口的生育状况。在遵循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本文从个体-家庭的关系视角出发，尝试结合家庭主义转变对资源与生育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厘清新时代背景下低生育水平问题，丰富家庭相关理论在生育研究中的应用。
在现实意义方面，低生育水平已然成为当下社会所面临重要的人口问题，与老龄化并行，共同导致沉重的社会抚养压力，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尽管诸多生育研究显示着人们依然有着积极的生育意愿，但生育政策的放宽与配套措施的完善却未能很好地释放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升生育水平，关键在于理解育龄人口如何看待生育，即育龄人口能否在现实的抚育压力与已有的生命体验之间，建构生育与生命的积极意义。正如费孝通老先生提及的“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要回到个体所在的情境中去理解生育。
2 研究设计
2.1 概念界定
本文主要涉及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差异、资源禀赋、生命历程等几个基本概念。由于某些概念未有明确定义，为了更好地展开讨论分析，对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做简要说明与界定。
2.1.1 生育意愿
为了提高对生育行为的预测性，目前生育研究力图更准确反映具体生育需求，希望探讨的生育意愿是个体出于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对生育的愿望表达（郑真真，2011）。随着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由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侯佳伟等，2018），以生育数量为代表的议题逐渐成为关键。基于生育数量的生育意愿主要包括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等测量指标，期望子女数较理想子女数更能反映真实生育需求、更接近现实情况（郑真真，2014）。本研究希望探讨的问题是：现有的资源禀赋是否影响育龄人口对生育的期望？研究以期望子女数衡量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这是综合理性判断与感性需求的生育表达，更切合研究需要。
2.1.2 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是人口行为，影响着人口发展与变迁。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的生育行为既反映个体的生育预期和选择，又体现不同生命历程的影响。依据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生育行为可进一步分为“生几个”“什么时候生”“生什么”等方面。在本研究中，生育行为被界定综合各方面因素所采取与生育相关的行动。与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相对应，研究关注的是生育行为中“生几个”，采用的测量指标为现有子女数。
2.2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2.2.1 研究内容
人口学主要依据妇女的生育力界定育龄，具体是指15岁至49岁，假定该阶段的人口都有能力实现生育。任何生育主体都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人，其如何看待生育及是否选择生育体现了其所处的情境。生育差异可能发生在任何具有生育能力的个体，现实情况亦如此，具体见于“应该生的不生”“不应该生的却生”等。中国有着“先婚后育”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否步入婚姻影响其生育行动。本研究关注在婚育龄人口的所思所为，重视个体在生育上的能动作用，旨在从个体—家庭的互动关系，探讨资源禀赋对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差异的影响，寻求理解、应对低生育水平问题的可能性。
第一，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现状。分析资源禀赋与生命历程的影响前，应要了解在婚育龄人口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口学特征、期望子女与现有子女数量等。
第二，在婚育龄人口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个体资源、新生家庭资源、原生家庭资源所构造的家庭资源结构，既能够为育龄人口提供无忧舒适的自我发展环境，又能够作为个体抵抗未知性的安全盾。现实生活中，在婚育龄人口往往有着不同资源条件以应对生育不确定性，因而资源禀赋将会如何影响其生育意愿？这在不同出生年代的在婚育龄人口中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
第三，在婚育龄人口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于资源禀赋在抵抗风险层面带给在婚育龄人口对生育的信心，个体在实现生育意愿的过程中依赖于具体的物质条件。在某一资源方面的相对欠缺，可能带来交织生命风险的人生危机与家庭破裂可能性，但亦可能在其他资源的影响下得以消除。例如，个体在健康资源的相对欠缺，可能会在家庭资源的支持下相对顺利实现生育。由此，资源禀赋如何影响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行为？这是否会存在不同出生年代的差异？
第四，在婚育龄人口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对其生育差异的影响。结合上述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具体分析，资源禀赋条件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相对变化，可能会形成何种差异？这是否会存在不同出生年代的差异？
第五，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及二者差异的调节机制。当受到不同程度的资源限制，在婚育龄人口对实现美满和睦家庭的追求，是否会促进其将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
3 在婚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26
3.1 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描述性分析························· 26
3.2 在婚育龄人口的生育行为描述分析 ························· 27
4 在婚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
4.1 模型设定 ··································· 31
4.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 31
5 在婚育龄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37
5.1 模型设定 ·························· 37
5.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 37
6 在婚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与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6.1 模型设定
生育意愿是育龄人口对生育的潜在决策，而生育行为是其对生育的现实行动。该部分希望从育龄人口的潜在决策与现实行动的对比中，探讨现下的生育差异，其中包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一致、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进而言之，本研究关注的是育龄人口的生育差异中意愿与行为背离方向，即育龄人口的期望子女数相比于现有子女数的高低。探讨生育差异，旨在分析何者促进个体实现生育意愿，因而在该部分剔除了期望子女数为0的样本，获得有生育意愿的样本为8312个。
因变量“生育意愿与行为差异类型”为分类变量，有关研究针对生育差异常用的模型为logit模型（贾志科等，2019）、ologit模型（张冲、李想，2020）、mlogit模型（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等。由于无法满足ologit模型、mlogit模型的平行性检验、IIA假设检验，本研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分别对不同的差异类型进行分析。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7.1 研究结论
本文从个体—家庭的关系出发，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关于婚姻、家庭、生育的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