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笔者通过对柏拉图政治秩序的文本的阐释，沃格林表明，柏拉图思想的历史性，即处于“神话时代”与“天下时代”之间，同时不断向“天下时代”迈进。但秉持着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沃格林认为，柏拉图的思想仍然受到“神话时代”的影响，其不能摆脱自然神话的思维方式，并且受到“城邦的抵押”，而不能如基督教思想一般将政治秩序与思想秩序完全澄清。
一、沃格林问题意识
（一）从“神话时代”到“天下时代”
1.“神话时代”
在沃格林的思想体系中，“神话时代”指的是原初的紧凑的宇宙论秩序，从时间上对应西方历史的古代近东帝国与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即城邦的神话时期，对应到中国则为三代与春秋早期。在沃格林看来，在“神话时代”的宇宙论格局中，“政治与宗教并没有分殊化为秩序的两种不同象征”[1]。相反，王权统摄了政治与宗教权力，他们声称自己作为本国的统治者更是代表了天上的神明，以至于成为人类与神明之间的中介，“利用神在他身上的出现，国王就成为神帮助人建构秩序的中介”[2]。在这段时期内不同文明体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则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方为巴别塔的坍塌，在中国则为“绝地天通”，它们分别代表了王者对政治与宗教权力的垄断，从埃及，到巴比伦，到米底，再到中国，莫不如此。柏拉图之前的城邦虽然没有上述文明体对自身建构的完备，但大体上符合宇宙论时期的政治特点。
从思想上看，不论是从时间观念，还是神性体验，又或是表达符号，相比于“天下时代”的思想格局，原初宇宙论的经验是非常紧凑的。从时间观念上看，宇宙论时期的人只认为其与永恒不变的宇宙节律没有区别，作为有死者的人与不死之神有着恒久的界限；从体验的角度上看，神为宇宙之内的至高之物，从而构成了宇宙的整体；从表达符号上看，神话几乎是宇宙论秩序的思想家与诗人们的唯一工具。沃格林认为，柏拉图正是站在未来“天下时代”的前夜在批判与革新“神话时代”紧凑的宇宙论经验，在柏拉图之前的时代，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为荷马、赫西俄德与品达等神话诗人，他们的作品几乎成为了古希腊人耳熟能详的教科书，《神谱》中罗列的诸神在柏拉图的脑海中仍然历历在目，而《荷马史诗》的英雄传奇也在他的作品中被经常提及。
（二）基督教柏拉图主义
1.柏拉图与启示神学
作为一名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的思想受到了沃格林持续地关注，“Plato...at the root of his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1][2]。并且，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以及其造成的智性突破完全可以比肩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启示神学及其造成的灵性突破，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符号的等价性。然而，在沃格林看来，柏拉图甚至整个古希腊文明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在对存在与超越的探究上仍然略逊启示神学一筹。沃格林认为，从表达符号上看，柏拉图的作品主要以对话和神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但这种方式在追寻超越的方面并不如圣经与教父们走得更远，而仍然受到“神话时代”的羁绊。
从沃格林的视角上看，柏拉图是最像基督徒的哲学家[3]，他以其最大能力在古希腊的历史与思想环境下表达了其对存在的体验，但其仍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性，以至于其并没有如神学家们般在体验超越的路上走得更远，“Plato is placed in an intermediateposition between Greek polytheism and prophetic contact with God”[4][5]。在这一点上，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正好相反，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希腊哲学与启示神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而前者所取得的成果是后者完全无法相比的，此观点与沃格林正好相悖，沃格林的观点是，古希腊哲学与启示神学同为探究存在的符号体系，只是方式不同，且在探究的深度上后者略高于前者.
二、雅典政治秩序的衰落
（一）柏拉图与雅典城邦的决裂
《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早年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柏拉图最早写作的几部作品之一。在沃格林看来，《苏格拉底的申辩》代表了柏拉图与城邦的决裂与分离。“权力与精神在城邦中如此分离，以至于不可能通过一般的政治行为手段再次被联合。”[1]最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其生死的典范化意义渗入柏拉图的灵魂之中，最终其对柏拉图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沃格林认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灵魂深深地刺激到了柏拉图，以至于其对古希腊的城邦秩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最终构想出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古代西方文明也从“神话时代”逐步向着“天下时代”前进，而柏拉图则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沃格林认为，《苏格拉底的申辩》便是柏拉图推动古代西方文明进入“天下时代”的努力的开始。
在沃格林看来，《苏格拉底的申辩》表明，“秩序神圣的再生力量由苏格拉底传给柏拉图，它已经从希腊的中心——德尔斐转到苏格拉底手中。”[2]具体则表现在凯勒丰的提问，即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而回答则是“无人是更为智慧的（21a）”[3]。作为一个神赐的“牛虻”，尽管苏格拉底是唯一可以帮助雅典城邦复兴的人，但他还是被许多邦民憎恨，因为苏格拉底经常通过问询的方式不断刺激雅典人进行思考，并试图以此挽救傲慢的雅典人。在这一过程中，沃格林认为，苏格拉底承担了神赋予的任务，并究其一生为雅典人服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虔诚且高尚的人居然被雅典人在法庭上亲口宣判的死刑，这不能不说是嫉妒讽刺的，柏拉图戏剧的力量在此达到了顶峰。
（二）对智者学派的批判
从历史上看，智者学派的兴起代表了雅典城邦的高度繁荣，“这种信念也似乎与时代的潮流相一致，尤其是与民主化运动相一致。”[3]但在沃格林看来，这股潮流更多代表了雅典城邦的思想堕落，尽管智者学派为柏拉图发展他的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难掩智者学派对古希腊政治与思想秩序的破坏。这种破坏被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深刻揭露了出来，并且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得到治疗与补救。
三、重建秩序的尝试..................................17
（一）《高尔吉亚》与权威的转移.....................17
（二）《理想国》与新政治秩序..............................21
四、柏拉图思想的转变与飞跃..................................29
（一）柏拉图的思想转变.......................................29
1.《斐德若》与“回应的缺失”................................29
2.《政治家》与“国王统治者”...............................30
五、沃格林柏拉图阐释之评价..............................46
（一）理论启示...................................46
1.创造“秩序哲学”..............................46
2.构建新范式......................47
五、沃格林柏拉图阐释之评价
（一）理论启示
1.创造“秩序哲学”
沃格林本人创造的概念——“秩序哲学”由两方面构成，即意识哲学与历史哲学，其中，意识哲学为其核心，历史哲学为其主干。意识哲学强调的是人对朝向超越的神性根基的体验与参与意识，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表达为对智慧与知识的爱欲或对“洞穴”外世界的渴望；历史哲学强调的是在历史长河中人对实在之域的参与，它并不对应于外部的时间，而是对根基的渴望与求索；“历史是由意识所建构”，二者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秩序哲学体系。沃格林认为，柏拉图在人类对存在与整全的探索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其被沃格林认为是思想家与哲人的典范。
沃格林对柏拉图的阐释主要集中在有关政治哲学的作品上面，具体则为《苏格拉底的申辩》《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理想国》《斐德若》《政治家》《蒂迈欧》《克里底亚》《法律篇》。在沃格林的阐释中，《苏格拉底的申辩》揭示了古希腊城邦中权力与精神的高度分离，《普罗泰戈拉》揭示了智者对城邦的侵蚀，《高尔吉亚》代表哲学家正式向腐败秩序宣战，《理想国》则意图通过将精神与权力联结的“哲学王”政体与“理念城邦”来解决城邦面临的精神堕落问题。从《斐德若》开始，柏拉图对城邦的依赖逐渐减少，其重点更多放到理念与灵魂的关系上，《蒂迈欧》与《克里底亚》则彻底表达了这一倾向，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拉图创造了一部精彩的“灵魂的神话”，表达了他的对存在与秩序的洞察。然而，柏拉图并未忽视掉城邦问题，《政治家》意图以一个“佩剑拯救者”的神话来恢复困境中的社会秩序，《法律篇》则将《理想国》中的标准降低，进而创造了一个“第二好的”政体带领邦民走向幸福。
结论
沃格林对柏拉图的阐释是十分富有创建的，其对柏拉图文本的把握令人拍案叫绝，与此同时，沃格林也将柏拉图的思想纳入到自身的思想体系中来，并通过对柏拉图的探究，最终完成并丰富了其独有的“秩序哲学”思想体系。
在文本选择上，沃格林选择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同时按照时间与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与《普罗塔哥拉》的阐释中，沃格林认为，《苏格拉底的申辩》代表了柏拉图与雅典城邦的决裂，而这种决裂则受到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件极大刺激；《普罗塔哥拉》则表明了智者学派对古希腊文明的思想侵蚀，而这种思想上的毒瘤也是柏拉图努力反抗的对象。
《高尔吉亚》与《理想国》则代表了柏拉图对重建秩序的一种尝试，其中，《高尔吉亚》代表了古希腊文明的思想权威的转移，即权威从城邦转移到了哲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