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探讨了庇护主义对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印尼作为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历史上形成了深厚的庇护主义传统，这种非正式制度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对政党体系制度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一章基本概念与理论
第一节庇护主义
20世纪60-70年代，人类学学者较早关注到庇护主义。①这些学者在研究东南亚、拉美和南欧等地区的乡村社会和部落时发现，在传统社群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非市场的交换关系：地位较高或财富较多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向某些群体或个人施以恩惠、提供保护。接受恩惠者则向提供者汇报以支持、忠诚和服务，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现象就是庇护关系，构成庇护双方的就是庇护者（Patron）和被庇护者（Client）。斯科特（James C.Scott）将其定义为：一种涉及双边关系（两人之间）的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以作为回报。
20世纪以后，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庇护主义没有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变化后的环境如自由选举和投票，出现了新的形式。庇护者是政客或政党，被庇护者是选民，经纪人（Broker）被视为庇护主义交换的关键促进者。在研究取向上，学者们将经纪人与选民和政治家的关系视为更加务实的交流，认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不如稳定的农业社会中的庇护关系明显。③④学者们开始淡化庇护关系的持久性、个人性格和不平等性质。相反，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庇护关系交流可能是务实的、市场化的交易，其中政治家并不总是占上风。
第二节政党与政党体系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进行定义。美国百科全书（1980）认为：“政党是由个人或团体为了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③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④王长江教授将政党定义为“一定社会集团中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在一起、以取得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⑤也有学者认为政党是在立法机构内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工具，⑥保护政党集体声誉的机制和长期利益，⑦以及协调立法和行政行为者行为的手段。⑧根据以上学者们对政党的定义，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现代政党的目标是参与政治，现代政党集中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本文对“party system”的定义是“政党体系”。在制度化概念出现之前，萨托里关于政党和政党体系的论述，尤其是关于衡量政党体系有效性的论述被众多政党政治文献所引用。萨托里认为，衡量政党体系的有效性可以用两个指标——政党数量和政党之间意识形态距离程度。在前一个维度中，萨托里特别关注具有“联盟潜力”且其参与选举影响选举竞争动态的政党数量。①在后一个标准中，萨托里针对的是现有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或冲突。②
第二章庇护主义与印尼政党组织
第一节庇护主义的制度起源与政党组织
一政党融资与庇护主义
庇护主义的许多文献关注庇护者和被庇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但关注庇护主义的制度原因的学者较少，更不用说它的制度后果了。①鉴于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政党需要为其政党运作筹集资金，本文将政党融资（Party Finance）视为庇护主义的制度原因。
政党融资是指“候选人为争取政治职务而进行竞选活动，以及政党为维持自身组织所筹集资金的方式”。②政治融资被视为政党的“燃料”，是其保持政治功能、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保障。
在成熟民主国家，传统的群众型政党主要依赖党员缴纳的会费来维持组织运作。然而，随着媒体广告成为政党与选民互动的核心手段，竞选成本急剧上升，以及政党组织形态的转变，会费在政党经费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公共财政补助成为许多民主国家政党的主要资金来源。国际民主和选举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的政治资金数据库反映了这一情况。该数据库显示，在最近被调查的181个民主国家中，③有69.61%的国家向政党提供经费，33.7%的国家经常向政党提供财政补助。④这不仅是为了减轻那些承担竞选活动和相关政党活动成本不断增加的政党的经济负担，也是为了在竞争政党之间营造公平的政治竞争环境。
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党缺乏足够的缴费成员，因此失去了传统的资金来源。当国家也没有提供财政支持时，政党必须自行筹措资金以维持政党的组织与运行。结果，政党自然而然地认为有必要接受私人资助。为了获得并维持私人融资的循环，政党需要向资助者提供某种形式的回报。这种回报通常是对未来利益的承诺。
第二节印尼的政党组织
一缺乏基层组织建设
自1945年实现政治独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出现过四种不同的政党体系，它们分别产生于议会制自由民主时期（1950-1957年）、有指导的民主时期（1957-1966年）、新秩序时期（1966-1988年）和民主改革时期（1999年至今）。在这四个时期，印尼政党基本都没有建立广泛的基层组织。
20世纪50年代初，印尼走上议会制自由民主道路。这一阶段的主要政党包括印尼共产党、印尼民族党、马斯友美党和伊联。政党的主要成员多为印尼的精英人士，缺乏完善的基层网络和明确的组织章程。政党内部往往依赖个人魅力和地域关系获得支持，党内民主薄弱，缺乏政党组织建设。
1957年，印尼进入有指导的民主阶段。苏加诺签署法令削减政党数量至十个，政党活动受到政府和军方的严格限制。政党缺乏真正独立的组织运行机制。党内决策多由上层指令主导，基层组织则往往流于象征。
1966年后，印尼进入新秩序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数量减少至3个，除了专业集团，伊斯兰政党合并为建设团结党，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合并为印尼民主党（PDI）。专业集团是一个亲军队的社会团体，成立于1964年。由于受到官僚机构、军队和苏哈托的支持，专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但这种制度化是由上而下、依赖政府指令的产物，内部民主和自发性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建设团结党和印尼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重滞后，制度安排流于形式。
第三章庇护主义与印尼政党-选民关系.............................25
第一节庇护主义与政党认同..........................26
一庇护主义作为一种联系机制................................26
二庇护主义环境中的选民动员和民主问责.............27
第四章庇护主义与印尼政党间竞争模式...............................36
第一节经纪人与政党选票稳定性...............................36
一经纪人类型.......................................36
二经纪人类型与政党选票.................................38
结语........................48
第四章庇护主义与印尼政党间竞争模式
第一节经纪人与政党选票稳定性
一经纪人类型
在庇护主义交换中，经纪人被视为促成交换的关键角色。他们是在庇护主义交换行为中充当中间角色的行动者，当这种交换的规模足够大，以至于庇护人无法顾及每一个潜在被庇护者时，他们就变得有必要了。从定义上来说经纪人是中间行动者，所以他们有上级。这些上级就是庇护人。根据关系的性质不同，经纪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优先考虑让庇护人满意——在某些情形下，满足上级庇护人的政治诉求往往能获得最大收益；而在其他情形中，通过截留庇护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更具吸引力。
但是，即便在后者情境下，经纪人在与潜在庇护人接触时，也必须解决可信度的问题。所有潜在的经纪人都需要让潜在庇护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带来选票。如果庇护人不相信某个准经纪人有能力将庇护性利益转化为选票，就不会雇用这个人做经纪人。这意味着经纪人必须说服庇护人，他们能够获取一定数量的选票。
为了在竞选活动中变得更重要，经纪人有动机夸大自己输送选票的能力，并且会挪用候选人提供给选民的物质奖励。因为承担更多责任的经纪人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预算来开展工作，所以这两种诱惑是相互关联的。对可输送选票数量的估计越高，用于买票的预算也就越大，这样挪用其中一部分所带来的利润也就越高。因此，在以庇护主义为主要联系机制的环境中，经纪人的问责性（候选人能否有效监督和约束经纪人）和动员能力（经纪人实际影响选民行为的效果）成为能否为政党带来稳定选票的关键影响因素。
结语
本文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探讨了庇护主义对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印尼作为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历史上形成了深厚的庇护主义传统，这种非正式制度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对政党体系制度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成熟民主国家和拉美国家，强调选举制度和社会分裂等因素对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而对非正式制度尤其是庇护主义的关注不足。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通过对庇护主义的全面分析，力图揭示非正式制度如何具体影响政党体系的制度化进程。
本文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分析了印尼民主转型后政党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以及庇护主义如何塑造印尼政党的组织结构、政党与选民的联系，以及政党之间的竞争模式。研究发现，苏哈托时期，印尼主要通过庇护主义资源分配建立政治关系。庇护资源的配置渠道并非通过政党本身，而是在基层由社区层面的国家公务人员及各类社会组织负责，在上层则主要依靠官僚机构和非正式的政治与经济网络完成。在这一时期，军方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核心。到新秩序末期，印尼最富有的人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