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学论文，本文将深入探究此阶段香港《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呈现特征及策略，总结归纳其对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启示，尽力消弭内地与香港民众之间的认知误区，为加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情感纽带提供历史经验。
第一章香港《大公报》的创办环境与复刊概况
一、解放战争后《大公报》在港办报环境
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组成部分，并非孤立存在，媒介与社会中的其他子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1]。《大公报》也不例外，其在香港的办报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面对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面笔者将从抗战胜利前后的媒介环境进行分析，为后文研究香港《大公报》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以及呈现特征的演变打开历史视野。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
政治局势始终是对媒介发展产生影响、限制甚至起到决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香港的政治氛围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显得格外错综复杂。一方面，彼时的香港是中国与外界接触的唯一窗口，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残匪虽然已经退守台湾，然仍包藏反动之心，妄图借用各种力量来打击、动摇新生政权。此外，国民党军残党盘踞在西南、华南等地做垂死挣扎，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希望以此来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大公报》等左派报刊也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解放战争胜利后，港英政府的地位遭受打击，香港形势随之剑拔弩张。英国人统治香港近150年间，港英政府一直是香港政治的垄断力量，并施行“无民主，有自由”的政治体制[2]。有英国政府官员感叹：“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忘记香港是英国势力范围下最后一块中国领土，他们对于收回香港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1]”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和对未来共产党政权的“抵御”，港英政府从1948年底就开始采取行政及立法手段，加强对香港社会内部的控制。除了英国的政治，早期香港受美国政治的影响颇深。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美国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南半岛三条线上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把香港当成防御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的一个重要阵线。
面对着美国势力、英国殖民者、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围困，中国共产党亟需维护国家主权，团结香港当地居民、工商业人士，引导大众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香港问题作出“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保留香港这一传统国际通道，使其起到“瞭望塔、气象台、桥头堡”的作用[2]。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和军事包围之下，中国可以凭借香港这一窗口，打破舆论封锁，和海外华人、东南亚国家取得联系，并借用媒体报道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宣传支撑，以此打破国际对旧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固有印象，更多争取国际支持。
二、中共指导下香港《大公报》的复刊概况
（一）《大公报》复刊：“动荡中”的重生
香港《大公报》于1938年正式发行，后由于日军的占领被迫停刊。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在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并因此获得业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被推崇为“舆论之领导”[1]。1946年到1947年期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大肆殴打并逮捕亲共记者，加之严苛的新闻审查机制，导致国内新闻行业遭受严重打击，更难言新闻自由。重庆《大公报》在八位记者被国民党抓捕后，连发《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等社评以示愤懑。至1948年，“三查王芸生”运动愈演愈烈，《大公报》被视为敌对报刊，与国民党进一步离心，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管控。同年3月，《大公报》再度选择香港这个非共非国的特殊区域，打算在此地做长期努力，“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香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2]。总经理胡政之偕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李宗稼、王文耀人等从上海奔赴香港，加紧筹措，预备恢复香港《大公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取得胜利，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反共文人为躲避战祸及中共追捕，潜逃到香港。由于失去英国的外交认可，代表中国的正统国祚的地位也遭到否定，国民党确立对港工作方针，企图利用香港自由办报的环境，以精神与金钱拉拢南来报人和各党派政客，在港斥巨资培植一批右派报刊，如长期在香港设有分社的中央通讯社，与香港关系密切的《中央日报》[3]。这些报刊如蚁麋集，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共宣传，以期继续保持在香港民众中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共产党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确保充分利用媒介力量打开宣传局面，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借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使全球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共产党和国民党舆论斗争的主要阵地就此转移，香港遂成为两党争雄逐鹿、各显神通的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打算维持中立的《大公报》面临着艰难选择。
第二章香港《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整体形象的内容分析
一、报道数量和时间
如图2-1所示，依照年份统计，比较后发现1948年至1956年报道篇数的分布并不均衡。1948年间香港《大公报》对中共的报道数量最低，仅有11篇，究其原因在于《大公报》自1931年起便将国民党视为“国家中心”，其“亲蒋拥蒋”的态度随着解放战争后期国共局势的胶着逐渐动摇，但仍然对中共持敌视与怀疑态度。
《大公报》彻底转向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数量明显上升。其在1949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这个时期，香港《大公报》积极宣传新中国的政策、方针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对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国际关系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因此报道数量大幅增加。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香港《大公报》就发表了社论《论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赞扬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并祝贺人民政协首届大会胜利闭幕。在此时期，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香港《大公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也进行了重点关注。在195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五”计划，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香港《大公报》积极报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创新和进步，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和探讨。
二、版面安排：以要闻版为主
版面是受众在阅览报纸时最先感受到的视觉元素，可以展现新闻报道的价值和重要程度，同时还会影响读者对报道内容的认知程度与兴趣。1948年至1956年间，香港《大公报》的主要版面安排变动不大，只略有调整。为统计方便，本研究将国内新闻、社评、国际新闻和评论等报道板块划分为重要板块；香港新闻、经济新闻、划分为次要版面；将体育与教育新闻、交通指南、副刊等归为最次版面。
在《大公报》中，国内要闻是报纸的门面，能够最先唤起读者的注意力，在发挥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作用等方面有着其他版面难以比拟的作用。香港《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一是民主建议类报道数量高达107篇，报道议题主要围绕“中央会议”“施政方针”等；二是头版报道着力勾勒出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向好的发展态势。综上分析，《大公报》积极利用国内要闻来传达中央指示，充分发挥了要闻版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功能。
考察香港《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媒介形象呈现，还需归纳出抽取文本所涉及的报道主题。在对报道文本进行概览后，本文将报道文本的主题大致分为：政治主题、军事主题、国际主题、经济主题、社会主题以及文教主题。
第三章 香港《大公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 ................ 29
一、稳定政局,引领方向的“指路人” ......................... 30
(一) 稳固政局,指明道路 .............................. 30
(二) 宣扬民主,构建爱国统一战线 ........................ 30
第四章 香港《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媒介呈现特征的演变 ............ 42
一、报道立场的转变及原因............................ 42
(一) 立场转变:从怀疑敌视到赞美拥护 ..................... 42
(二) 转变原因:政权更迭下的艰难抉择 ........................ 44
第五章 香港《大公报》呈现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历史作用及经验 ......................... 52
一、香港《大公报》呈现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历史作用 ........... 52
(一) 打击反动阴谋,扩大舆论统一战线 ...................... 52
(二) 团结普通群众,爱国一家同仇敌忾 ..................... 54
第五章香港《大公报》呈现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历史作用及经验
一、香港《大公报》呈现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历史作用
（一）打击反动阴谋，扩大舆论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1]香港《大公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报刊，始终积极引导舆论，团结统一民众，尤其在呼吁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识破美帝阴谋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港英当局对进步媒体采取了严苛的管控措施，众多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的报纸如《正报》和《华商报》等都受到了严密的限制。香港政府常以“名誉受损”为由，对《华商报》等报纸进行起诉，几乎每月都会强迫这些报纸前往指定地点接受审查或缴纳罚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报刊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限制。然而，《大公报》却在这股严控风潮中保持了相对较大的活动空间，成为打击敌人反动阴谋的一股重要力量。《大公报》刊登的《解放大军攻厦门蒋死党妄图据守》提到，“敌人将不断地继续着向我们进行长期的进攻，为了彻底粉碎将匪的这种残暴的进攻，我们必须加紧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打击和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