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及月收入为自变量，以社媒信任指数、现实威胁指数、象征威胁指数和情感温度为因变量分别进行检验。
性别
在社媒信任指数上，男性（M=6.48，SD=1.80），女性（M=6.61，SD=1.95）。根据卡方检验结果，进行性别和社媒信任指数之间的关系分析。因出现单元格期望值小于1（最小期望计数=0.99），故进一步进行费希尔精确检验，得到P=0.810＞0.05，意味着在当前的数据样本中，未发现性别和社媒信任指数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
同样的，根据费希尔精确检验，p=0.026＜0.05，意味着统计学意义上，男性（M=1.76, SD=0.74, Max=3.67）比女性（M=1.33,SD=0.54, Max=3.00）显示出更高的现实威胁感知，在象征威胁感知方面，费希尔精确检验p=0.116＞0.05，意味着现有样本中男性（M=1.41,SD=0.53,Max=3）和女性（M=1.23,SD=0.48,Max=3）的象征威胁感知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距。
先前的综合威胁理论研究中也发现了性别往往与现实和象征威胁的感知差异有关 (Croucher, Nguyen, & Rahmani, 2020, p. 39)。Valentova和Alieva (2014) 在其研究中发现，性别在感知与移民相关的威胁方面存在差异。具体来说，男性更加强调外部群体规模的威胁。Blalock (1967) 认为少数群体规模越大，其与社会主导群体之间就稀缺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比起女性，男性更可能感知到更强烈的现实威胁。这也与本次回收结果的分析吻合。
五、 结论与展望
（一） 结论
本研究以独具特色的移民国家——西班牙和与之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形成极大反差的中国移民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综合威胁理论框架和前人研究基础，将社交媒体影响效果研究的多个维度纳入考量，考察了西班牙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其对西班牙华人移民群体的负面态度。并得出以下结论：
（1）西班牙青年表现出了明显低于其他同类研究的社交媒体信任水平。尽管从问卷回收数据的量化分析结果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西班牙青年群体显示出许多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特征，比如在性别和威胁感知间明显的相关性差异，但是样本整体对社交媒体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类似研究，这很可能是受到本次研究采取的调查形式限制：注册在线众包平台接受其他国家的在线调研任务本身就需要一定的互联网素养和认知能力。样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分布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或也佐证了这一猜测。个体的认知能力水平越高，越可能关注到更加丰富的信源，并且拥有更强的判断能力和理性推理能力，而非对媒体信源盲目信任。研究样本中并未观察到社媒信任、关于社会问题的社媒使用与威胁感知及偏见之间的相关性，原因之一在于样本在社媒信任程度上的显著低水平回答。
（2）更多地使用用户主导型社交媒体可能意味着西班牙青年对华人移民群体更高的现实威胁感知。研究结果表明在更多使用Facebook时，西班牙青年表现出更高的现实和象征威胁感知。Facebook从2014年诞生至今，都被认为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但是较之限制内容长度的Twitter（X）和强调即时通讯的WhatsApp，Facebook尽管同样以用户现实中的社交关系为线上好友关系构建的基础，但是其在内容分享上的限制较少，给了个人账号更大的影响力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