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学论文，本研究结合了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和交叉时滞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检测了佩洛西窜访台湾期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和国际主流媒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情况，探讨了这一国际新闻中的微博意见领袖以及微博意见领袖和国际主流媒体如何通过议程设定表达意见。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全球化不仅增加了产品、技术、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而且还增加了媒介产品跨国界的流动性。过往研究发现，跨国新闻的流动在根本上是不对称和不平衡的，大量的信息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向周边国家。几个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议程制定者(Chang, 1998)。然而，受全球化的影响，信息流动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向，国际新闻议程也呈现出混杂性和趋同性的特征。
早期的议程设置研究侧重于媒体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并未过多研究媒介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议程设置理论逐渐发生变化，“议程建构理论”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个新分支。研究视角从单一层面扩大到整个议程建构过程，也被视为媒介议题、公众议题和政治议题的互动过程。社交媒体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媒介式微和受众赋权成为新媒体环境的重要特征(李良荣 & 郑雯, 2012)，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意见领袖影响公众舆论的能力变得更为明显。社交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传播性和互动性意味着信息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所有网民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李良荣 & 张莹, 2012)。意见领袖往往具有平民化和草根化的特点，通过二级甚至多级传播，这些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对受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有力地影响着舆论生态(陈雪奇, 2013)。鉴于社群私域信息丰富且易于获取，而传统媒体通常难以实现灵活互动，研究人员开始重新思考社交媒体时代下二级传播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意见领袖的含义(柳旭东, 2011)。
（二）研究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植根于佩洛西窜台这一国际新闻背景，挖掘出与此紧密相关的微博意见领袖并探究微博意见领袖与传统主流媒体之间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效应，从而厘清社交媒体时代下诸如此类国际新闻的传播路径。
具体而言，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以及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相结合，追溯调查了2022年7月20日至2022年8月10日佩洛西窜访台湾期间的微博意见领袖并探讨了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与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以佩洛西正式抵达台湾为分水岭，本文比较了佩洛西窜访台湾前后微博意见领袖和国际新闻报纸上的议程，分析了两个平台之间的议题排名顺序（Rank-order analyses）和显著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交叉时滞相关性分析（Cross-lagged correlation analyses）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之间议题的持续相关性。
二、文献综述
（一）议程设置与国际新闻信息流
1.议程设置理论研究
新闻媒体是塑造公众对世界认知的主要信息媒介(Lippmann, 1946)。新闻媒体通过选择和呈现新闻，对于舆论的形成与演变具有显著影响。换而言之，公众对问题突出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对这些议题进行了密集报道的结果(Iyengar & Kinder, 2010; McCombs et al., 2018)。这也为最初的议程设置假说奠定了基础。
随后，学者麦克姆斯和肖对1968年总统选举期间媒体的议程设置效应进行了初步调查。他们对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Chapel Hill）尚未决定总统人选的登记选民中进行了调查，要求选民概述总统竞选的关键问题。受访者的回答被分为五个议题类别，他们根据受访者认为这些问题重要程度对这些类别进行排序以构建公共议程。与此同时，麦克姆斯和肖还从为当地选民服务的新闻媒体上收集内容并将其编码为相同的五个议题类别，按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数量进行排序以构建媒体议程。通过使用回归分析，他们发现这两个议题议程之间存在强相关(McCombs & Shaw, 1972)。
自麦克姆斯和肖的研究确认了媒体报道对公众感知问题重要性的影响以来，议程设置理论已成为最流行的传播理论之一。而后大多数议程设置研究都遵循了他们的方法，即将媒体内容中的议题突出性与调查对象的议题关注联系起来以探索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之间的关系。学者Benton和Frazier的研究首先将议程设置的研究扩展到第二个层面，揭示了新闻媒体影响了公众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认知和对政策建议的了解(Benton & Frazier, 1976)。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平台生态
1.社交媒体挑战传统媒体在国际新闻传播中设置议程的能力
技术创新推动了新闻行业的变革，其中又以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为代表。普通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内容，而这些信息也会用于新闻报道中。新闻生产环节的这一改动使得普通人也能成为新闻的共同生产者。此外，突发新闻不再局限于电视或广播，新闻也不再总是由记者首先报道(Bruns et al., 2012)。社媒时代的信息高速流动意味着新闻报道的基础设施要求大大降低。因此，数字平台的兴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谁来制定新闻议程？
最近的研究拓展了社媒平台的概念并关注新闻环境中的动态变化。学者们在传统的媒介议程设置框架中逐渐引入了这一机制，认为非传统主流媒体同样能对其他主流媒体议程施加影响。例如，学者乐媛和周晓琪以中国台湾地区“反服贸学运”为案例，研究了社会运动情境下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研究人员发现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着跨媒介议程互动，为运动初期提供话题资源，其过程中产生的“共鸣效果”则是社交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主要体现(乐媛 & 周晓琪, 2019)。学者Su和Borah指出，在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国际新闻上，社媒平台推特（现已更名为X）在突发新闻方面能够影响报纸的议程；而报纸在非突发新闻期间更有可能在持续讨论方面引领推特的议程(Su & Borah, 2019)。
因此，许多学者指出社交媒体已经取代了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议程设置的主导角色并拥有影响对某一议题关注度的能力，传统媒体在议题设置方面的角色受到了严峻挑战。例如，学者Valenzuela等人比较了2010年智利地震期间电视新闻和推特上的报道议题，发现推特对电视新闻的影响远远大于电视对推特的影响(Valenzuela et al., 2017)。学者Meraz利用了十八家“左倾”和“右倾”精英政治博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十一个政治新闻编辑部的博客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传统媒体议程未能设定政治博客的议程，政治博客仍然能够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Meraz, 2011)。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 19
(一)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19
(二)研究实施过程 ............................ 19
四、研究结果分析 ............................ 29
(一)微博意见领袖的可视化社会网络图 ............... 29
(二)微博意见领袖议题排名顺序 .............................. 32
(三)国际媒体报道议题排名顺序 ............................... 34
五、总结 ................................ 49
(一)主要结论 ............................ 49
1.佩洛西窜台事件中的微博关键意见领袖以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账号为主 ........................ 49
2.微博意见领袖和传统主流媒体强调议题存在差异 ..................... 51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微博意见领袖的可视化社会网络图
RQ1研究了谁是佩洛西窜台期间的微博意见领袖，下表按频率和百分比列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类别的类目。有45%的意见领袖是媒体机构或自称为媒体机构的账号。其次是自媒体，占据样本的18%。排名第三的是政府机构账号，占比10%。记者、媒体人以及专家以较小差距位列第四、第五和第六名。剩下的意见领袖还包括外国机构、非媒体机构、政治人物以及商务人士，共十种类型。
基于用户页面简介以及微博平台的认证，属于媒体机构的意见领袖包括官方认证的新闻机构，诸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总台环球资讯、@ CGTN俄语频道、@解放军报等；也有包括非官方主流的媒体机构，如：@看看新闻全球眼、@直新闻、@新浪新闻、@一点资讯、@新浪财经等。自媒体博主多以财经博主、时事博主、原创视频博主以及军事博主为主，如：@姬永锋、@无心简影、@台湾傻事、@台湾柳杰克和@策马曳裳-陈友龙等。经过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帐号旁有着蓝色的“V”标识，该类别下的意见领袖包括：@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外交部、@国防部发布、@国台办发布和@东部战区等。媒体人这一类别下包括曾经任职于新闻机构或与媒体机构合作过的媒体人士、主持人及政治分析人士，具体有：@胡锡进、@司马南、@评论员杜平、@黄智贤星球和@田薇_TianWei等。记者的分类定义则更为狭义，仅限于目前任职于新闻机构的人士，其中包括：@玉渊谭天、@记者白云怡、@王冰汝、@记者韩鹏和@苑庆攀等。
五、总结
2022年8月2日至8月3日，美国政治人物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