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冯骥才以全球性视野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地方文学的更新以及对于文化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其津味小说匠心独具的叙述形式、所彰显的思想高度，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地域文学的更新，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第一章图说：图文关系与插图叙事
第一节尽享文人的方式：冯骥才自绘人物插图
2020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俗世奇人全本》，此版本收录了截止到2020年，冯骥才所创作的“俗世奇人”系列的五十六篇小说，这五十六篇小说在此前已有其他不同版本出版，但此版所包含的作者亲绘的人物插图却是首次面世。202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对该系列作品进行了补充，出版了《俗世奇人：新增本》将新增的十八篇奇人故事及人物插图结合出版。至此，七十二篇“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及作家自画人物插图均已面世。“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并不是冯骥才自画插图的先例，在此之前冯骥才也有很多图文一并刊出的小说作品，但“俗世奇人”系列小说的人物插图却呈现出以往冯骥才自画插图所不具备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若问其作画原因，作家称是兴趣使然。自写自画的创作习惯与冯骥才的多栖艺术身份密切相关，这源自冯骥才自觉的艺术性追求，亦是中国古代兼擅文画的文人传统的当代潜流。
一、作为一种图画：绣像与漫画的结合
《俗世奇人全本》中所收录的冯骥才自绘人物插图基本按一文一图的排版形式，少数是一文双图。插图多为小说主要人物的肖像图，结合叙事重点描绘人物形象。这版插图在形式和外观上都近似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插图类别——人物绣像插图。
人物画在我国绘画历史中流传深远，作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有机构成，人物绣像插图就是人物画在书籍领域的拓展。“绣像”一词，原指用针线绣成的神像、佛像或人像。明清通俗小说盛行，在书籍卷首通常带有描绘精致的人像，“绣”逐渐引申为绘画之意，绣像便指代小说中有关人物形象的插图，即鲁迅所说：“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1]绣像不仅能够展现作品相关人物的视觉形象、迎合市民趣味，还具有叙事、批评等功能。清末还曾一度盛行过“绣像小说”，绣像和小说的结合成为当时常见的文学呈现形式。绣像的构图比较简洁，主要以人物为主，很少有繁复的场景描绘。冯骥才自绘的人物插画，极大程度上沿袭了人物绣像图的样式，所绘插图大多是以黑色线条勾画人物，配合留白的背景进一步突出人物的主体地位。
第二节貌合神离：“醒俗—醒华”画报版插图
与“俗世奇人”系列小说持续的创作步调相一致的，是作家出版社对于该系列小说的持续地集册出版[1]。从第一册开始，该版本就将天津晚清的“醒俗-醒华”系列画报[2]作为小说的插图内容。搭配小说的文字内容，便形成了与人物插图版小说“文同图异”的图文体。以本土石印画报作为“俗世奇人”系列小说的插图，同样是冯骥才的选择。同一个小说，被作家配以不同的插图内容，将作品调和成不同的风格，昭示出作家对与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倾向与内容赋意。而画报与小说适配的原因更是探寻两者意蕴的有效途径。此外，由于画报与小说互为异域，当画报被移植进小说中成为插图，所实现的不仅是图文的结合，也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两者的结合并非仅为表面拼凑，画报与小说之间的图文互动，使两者生发出细腻且隐秘的意义关联。
一、气味相投：画报与小说适配及影响
石印画报是中国清末民初盛行的一种图文结合的新闻媒介、传播媒介。画报在形式上以图为主，又在画的空白处辅以叙议结合的文字报道。清末民初，机械印刷技术的进步为新闻、画报行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伴随着印刷效率的提高与印刷成本的降低，图文印刷制品得到普及。适时，被迫“睁眼”的中国正面临着西方现代思想、科技、武力等多方面的冲击。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下，国内各项救亡图存运动如火如荼。在思想家、文学家的倡导引领下，启蒙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主题。新闻传播、文学艺术与社会变法运动、维新思潮激荡紧密结合。针对当时人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现状，图像的运用获得了启蒙者的重视。“图说”浅明易晓，鸿儒白丁都能够从画报中获得时事新知，这种传播形式要比纯文字更加符合当时的国情。于是画报凭借自身的直观性、通俗性成为传播启蒙思潮的重要途径。以画报为载体，图像成为一种主要的传播叙事手段并带给民众广泛的视觉冲击。
第二章语象：“绘画是文学的梦”
第一节俗世：地方文化记忆
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冯骥才结合市井世俗生活来呈现天津奇特的人物故事。巷陌坊间是人物登场表演的舞台。聚光灯下，天津的历史传统、民情风俗、地理环境、饮食习惯、人文建筑等地方属物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中随处可见冯骥才展示天津地域景观的热情，表现出冯骥才对于俗世生活的审美自觉以及对于人文习俗的偏爱。作者在叙事中有机穿插关于津门趣味性的考据与格物，增加了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和可读性，也使作品兼具地方特质与文化气息。从文化角度来说，城市与文化呈现一种互构的关系。城市的物品与空间包含了市民代代传承的社会历史内涵，内蕴着情感、智慧、思想等无形的民族脉络。作品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象群落实现了对于器物的描摹、景观的再现以及空间的描述，这是俗世奇人的文字叙述呈现出图像化倾向的原因。从小说文字所呈现的语象中，读者能够“观看”有关津门的地方文化记忆，体味清末民初天津的旧城风物所独具的民俗韵味与深厚的文化色彩。
一、城市物什——微观的城
冯骥才用文字为津门物什塑型，不仅体现出作家带有鉴赏态度的格物实践，亦隐藏着作家与津门文化记忆的亲和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体验中，冯骥才不断获得并储存有关天津风物的体悟与记忆，并将其一一安置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使其以文字的形式现身。凭借“语言文本和图像艺术之间‘语象’和‘物像’的相互唤起、相互联想和相互模仿。”[1]实现关于津门旧景的高效呈现。作品中的物象成为观察津门生活状貌、商业生态、精神信仰的重要维度。
第二节奇人：形神兼具
对于奇人形象的彰显是“俗世奇人”系列小说的突出特点之一。小说对于人物的描写语言自觉讲求“形似”，作品塑造出众多生动形象又形神各异的奇人。通过单篇的集中呈现，冯骥才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对于天津地域性格给出了一份明晰、详实的答卷。同时，地域性格的特点与其呈现方式也成为了作品独具的审美特质。当地域性格落实于文本，它的枝脉又会接连起深厚的地域文化。作品通过天津“奇人”的形貌性格为天津地域文化注入精魂。对于津门人物的形塑及地方性格的提炼，也使作品对于天津的城市书写不止停留在对于物质层面的表述，而是深入至城市文化的核心。
一、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多年累积的绘画经验，以及对于绘画技巧的领悟和运用，移植在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中，成为其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化思维，体现出冯骥才个人的艺术旨趣。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冯骥才对大多数人物形象都进行了生动的外貌描写，其叙述描写的笔调注重对于线条、形状与色彩的呈现，对于人物的相关描写极具视觉表现力，也使文本语言呈现出特殊的审美特质。作品中描写人物的文字，虽是一种抽象符号，却能够实现视觉性的传达，达成画面感、动态感的联觉效果。
首先，“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对于人物的外貌描写具有鲜活的画面感。冯骥才具有丰厚的绘画经验及美术功底，这对于其文学作品的修辞描写、风格质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喜欢特殊的能够入画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一种符合绘画艺术形象的文学形象。”[1]冯骥才这一爱好，在其早期的伤痕小说中已有所体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夫妻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人站在一起像“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墩墩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2]这种符合绘画艺术的人物形象在“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中有了更集中的呈现。冯骥才将绘画技巧挪用至文本中，表现出作者对于“象”的自觉追求。
第三章 尽意:天津想象的意义蕴藉 ........................... 40
第一节 冯骥才天津想象的两副笔墨 ..................... 41
第二节 冯骥才天津想象的新质 ........................ 48
结语 ................................. 57
第三章尽意：天津想象的意义蕴藉
第一节冯骥才天津想象的两副笔墨
冯骥才的天津想象糅合了两副笔墨。一方面，冯骥才借用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将个人主观想象之城，加工为文本之城。正如冯骥才对自己的评价：“一手钢笔，一手毛笔，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个人的‘文化形象’。”[2]对于图文两种符号的有机组合，已经成为冯骥才津味小说创作的特质。另一方面，图、文两者相得益彰地支撑着冯骥才天津想象中民俗与历史的双重墨迹，历史和民俗作为两种创作资源或浓或淡的分布于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中，在不同的作品中调和出相异的意义倾向。
在冯骥才八十年代的津味小说中，历史和民俗的浓淡分布是较为均匀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前三部）有机地融合了民俗与历史两大质素。这些作品中有相当篇幅的民俗书写，“为了制造这小说的可信性，我还有意兑进了历史风俗画的溶液，把风土人情，历史习俗，民间传说，全掺杂进去。”[3]作品通过对于特定民俗场景、民俗器物的精细描绘，营造出特定历史环境下人民的生活状态与时代氛围，也让该系列小说呈现出汁水盈盈之态。同时，作者刻意营造“乱世”及“乱市”以满足叙事要求。“乱世为时间标识，指向军阀纷争、日寇侵华的民国时代；乱市为空间标识，指向新旧、朝野、中外势力盘根错节的天津。”[4]两者都是对天津在历史层面的定义。
结语
从清末民初的天津画报到当代的津味小说，在持续的以文、图的为主要形式的天津想象中，包含着近现代至当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于民俗文化，结合各自时代背景的思考与表达。当然，想象只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建构与展示。不同的想象策略造成了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