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吴芬生不出孩子，王春申被逼娶妾，他平稳的生活就此被打破，王春申不喜欢丑女金兰，他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供养两个女人，但迫于传宗接代的压力，王春申还是选择娶了金兰，为了养活一家人，王春申盘了一个客栈，却没想到自己遭到集体背叛，吴芬和金兰分别另找了相好，“三铺炕”客栈反而没了他的容身之所，他只能到马厩与黑马为伴，他忍气吞声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女人与他人私通，甚至在金兰死后养着她同别人生的女儿，他希望自己有一份美好的感情，但瞧不起吴二家的，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又投递给比他更弱的人。与王春申的病态生活相比，翟役生的生活更加极端，更加病态。梦想着成为人上人的翟役生，十四岁进宫做了太监，为了在宫里能有一席之地，讨得主子欢心，苦练徒手抓老鼠的技术，风光了没几天，就被主子抛之脑后，后来又被寻了个由头赶出了宫。
结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茅盾、张爱玲、丁玲，老舍、林徽因等作家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创造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学作品，但进入新中国后，城市成为小资情调的代表，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城市得到发展，城市文学也日渐崛起，开始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市文学研究也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1983年，在首届城市文学理论会上，城市文学被初步定义。到了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关城市的文学作品也愈加丰富，城市的话语权也逐渐扩大。但是对城市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却没有绝对统一的看法。李洁非认为：“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1]在他看来，城市文学必须表现人与物之间的冲突，在城市中起到支配作用的是物质欲望而非道德准则。新世纪以来，有些研究者仍然认同着这一看法，如赵勇指出，只有现代化的大都市，才能带来崭新的时空体验。与李洁非、赵勇等学者将城市文学纳入“现代性”的框架不同，进入新世纪后，有的学者开始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城市文学，施战军提出“中国式”城市文学的说法，他认为：“它就建立在较为普遍的盘踞于城市者们的对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感知和书写经验的基础上。”[2]可以看到，城市文学的概念界定大体可分为“现代性”与“地域性”两个维度。如俞敏华就指出：“城市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学，我将其概括为本土化之城；另一类却往往以非现实的手法刻意地去创造一个城市为乐，我将其概括为想象之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