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合作与决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三十年代高压政治下上海出版场的一个侧面，也为我们分析“两个口号”论争背后的人事纠纷画上一个鲜明的注解，并为我们体悟鲁迅身上永远求索、永远革命的态度留下一个可供思索的新角度。
一、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合作
（一）“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与出版机构的合作
于1928-1929年轰轰烈烈地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最终以鲁迅、创造社及太阳社“握手言和”、共同创立“左联”而宣告平息。在1930年“左联”成立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背后，草蛇灰线般地隐伏着鲁迅自身思想的转变、鲁迅与同人关系的变动以及鲁迅与出版机构的合作变化等等，正如瞿秋白通过这一过程对鲁迅作出的评价：“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当鲁迅回忆起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曾直言“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方面鲁迅在1928年曾写信向友人任国桢求助关于马列主义的知识绍介，楚国南回忆鲁迅曾提及“由于他们的围攻，他想找一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看看，从理论上加深认识，也好应付对他进行围攻的人，比较有把握的进行战斗”①，另一方面鲁迅在友人提供的马列主义书目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翻译，其最初的实践便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奔流》上连载由他转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但由于《奔流》的销量不佳以及书局老板李小峰拖欠工资，《奔流》出至第二卷第五期便戛然而止、草草收尾，并引发了后续鲁迅与李小峰之间的“版税纠纷”，致使鲁迅冷落了游处相好甚久的“老东家”北新书局。
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的“版税纠纷”是双方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点，但这一矛盾的关键却并不仅仅在于版税。在“版税纠纷”前后，鲁迅抱怨更多的是北新书局的散漫、冷漠、糊涂，而不是仅有两封信提及的版税，“北新对于鲁迅版税的拖欠实质上是鲁迅为在北新书局持有特殊的话语权而默认的让步和妥协”②，在《奔流》的失败合作后，鲁迅意识到自新潮社后愈发商业化的北新书局已无法满足自己对于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的翻译需求，北新书局也不再拥有共同奋斗的同人关系，这便促使思想转变后的鲁迅试图寻找新的同人合作。
（二）从“赤色”走向“灰色”：鲁迅为何选择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书店之一，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1948年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悠久的出版历史，广泛的出版领域，促使三联书店成为现今首屈一指的书店之一。那么，作为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是如何从众多的出版机构中脱颖而出，又是凭借怎样的契机与鲁迅展开丰富而广泛的合作？我们将在这一节中层层递进。
首先是关于生活书店的经营主张，其创立之初旗帜鲜明地宣扬“赤色”，这一点与鲁迅的政治立场不谋而合，也是他们合作的认知基础。回顾生活书店的前身——中华职业教育社，其宗旨与生活书店一脉相承。1917年，黄炎培联合众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后为了宣传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和修养指导，决定创办一个机关刊物，这便是《生活》周刊的由来。《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11日，最初仅是一张四开的小型刊物，印数2800份，主要是用以赠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教育机关①。从《生活》周刊的第二卷第一期起，邹韬奋开始担任《生活》的主编。为了扩大市场，邹韬奋变换刊物内容，增强可读性，开设“读者信箱”专栏，用了约一年时间，将杂志发行量从2800份提高到2万份②。
邹韬奋在编辑《生活》周刊时，结交了一大批意气相投的进步作家，先后结识了毕云程、戈公振、陶行知、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人，并约请他们为《生活》写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与胡愈之之间的交往。1931年的春天，胡愈之在莫斯科参观一周后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在国内青年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邹韬奋在阅读完这本书后，将他读完这本书的思考与追问发表在《生活》上。“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亲自去商务印书馆编印所拜访胡愈之，两人在长达三小时的交谈中讨论时局、针砭时弊，这也成为了两人合作的开始。此后两人交情日笃，邹韬奋不仅邀请胡愈之为《生活》写稿，更是邀请他加入到《生活》的编务工作之中。在胡愈之于1934年创办了由生活书店发行的《世界知识》半月刊后，胡愈之俨然已经成为与生活书店共同成长的一分子。
二、鲁迅与生活书店的龃龉及决裂
（一）“横站”的姿态：“休士风波”及鲁迅退出文学社
鲁迅第一次停止给《文学》投稿的起因是一位笔名为“伍实”的作家（即傅东华）在《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休士在中国》一文。文中讲到美国黑人作家休士于七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但比之先前访华的萧伯纳所受到的热情招待，休士的到来既无人列队欢迎，在报纸上也无他的相关新闻报道，个中原因如何，伍实解释道：“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①伍实的这番话一是有指责鲁迅拜高踩低的嫌疑，二是给鲁迅冠上人种歧视的帽子，这自然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与反驳。
在《文学》的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鲁迅的《致文学社信》，文中讲道：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①
鲁迅的这封信解释了他会见萧伯纳而不见休士的区别全然在于通知消息的有无，而不是子虚乌有的人种歧视。但更令鲁迅感到愤慨的是，作为文学社编委会成员之一的他却遭到了文学社同人的指摘，并刊登在了他所投稿的杂志上，这无异于是一发从背后射来的己方的毒箭。因此鲁迅要求文学社公布“伍实”的真实姓名，同时自己也退出文学社的编委会，不再给《文学》投稿。
（二）《译文》停刊事件考察：出版规划与出版理想的矛盾
“休士事件”之后，鲁迅虽然暂停给《文学》投稿一段时间，并对傅东华怀有恶感，但这一不满并未蔓延扩散到生活书店，直到发生《译文》停刊事件，鲁迅才对生活书店背后的管理层极度不满，切断了先前所有的合作。那么，《译文》停刊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这一事件背后的隐藏性质又是怎样？我们将在这本节中逐一探讨。
首先，鲁迅等人与生活书店签订《译文》的出版合作并不顺利。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时，与生活书店协议是先试办三期，若销路好，再补算合同。对此，鲁迅欣然接受了这一条件，因为书店方承担了被查封或是因销路不佳而亏损的风险。三期试办结束后，书店方认为《译文》可接着办下去，便决定与鲁迅签订协议。但本应于11月份商议决定的合同，直到12月仍迟迟未尘埃落定。鲁迅在12月4日写给孟十还的信中谈到：
赠送《译文》的事，当向书店提议。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译文》已出三期，而一切规约，如稿费之类，尚未商妥。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
三、 鲁迅与生活书店冲突的余波 ...................... 50
(一) 同人屡散：向新同人社团的靠近 ...................... 50
(二)“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与生活书店 ......................... 56
(三) 疾病,死亡与革命：鲁迅生命末期的情感体验 .......................... 62
结语 ............................ 70
三、鲁迅与生活书店冲突的余波
（一）同人屡散：向新同人社团的靠近
在《译文》停刊事件后，首先是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彻底破裂。鲁迅、黄源等人退出了文学社，鲁迅第二次停止给《文学》供稿，即便是在茅盾的多次劝说下也不曾改变心意。鲁迅在给友人的信及与冯雪峰的谈话中也曾多次提及停刊风波，言语之中激愤不堪，巴金在知晓内情后，也停止给《文学》写稿，这就形成了作家队伍的站队与分化。其次因《译文》停刊一事，鲁迅怀疑郑振铎“有下石之嫌疑”①，导致鲁迅与郑振铎的关系迅速恶化②，鲁迅还退出了《世界文库》团队，声明“此后豫告，请除我名”③，《死魂灵》也将编入《译文丛书》，不再与生活书店有所瓜葛。除郑振铎外，鲁迅一度怀疑胡愈之也参与其中④，并且与茅盾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⑤，这一切都是由《译文》停刊一事带来的蝴蝶效应。
鲁迅与生活书店划清界限之后，当务之急一是寻找到自己的言说阵地，二是试图复活《译文》，而这两个需求之后均在上海杂志公司得以实现。在这之前，鲁迅曾与众多的左翼同人商量创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并最终确定以胡风为中心，创办了《海燕》杂志。《海燕》是一个没有负责人出面的非法刊物，其封底的史青文也是胡诌的假名字。胡风回忆《海燕》的出版经过时，曾提及“生活书店放出话来，只要不经过黄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①。在《海燕》上，鲁迅发表了《出关》《阿金》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出关》的创作时间为1935年12月，根据《故事新编》各篇作品手稿上的创作时间，彼时《故事新编》中“至少有三篇，最多有五篇未发表文章”②，但选择了《出关》这一小说进行发表，或许意有所指。如当时上海《小晨报》上刊载的徐北辰的《评〈海燕〉》称该小说疑似讽刺傅东华③，露汀的《故事新编的舆论》则将矛头指向郑振铎，进而有学者提出“关尹这一人物，倘有所影射，与其说是傅东华个人，不如说是一个圈子，即《文学》社”④，《出关》中的部分内容反映了现实中“鲁迅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