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会意识到鲁迅与出版社的合作或决裂绝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作家与书商的关系，也关切鲁迅个人思想的变化，与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息息相关。通过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研究，我们能将其与文学现象、文学内部紧密相连。
如果我们将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合作与分歧视作左翼文学出版的一条分支，那么其中的聚散离合反映出的便是左翼文学出版的发展与受挫的成因。在鲁迅与众多具有左翼倾向的书店合作中，生活书店正是凭借着它鲜明的左翼倾向才得以与鲁迅达成多次合作，并凭借优秀的商业策略形成了长久的合作关系。但在“休士事件”中，傅东华以同人身份嘲弄鲁迅。以及《译文》停刊事件之中，生活书店所表现出来的“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①让鲁迅出乎意料，进而判断生活书店为“貌作左倾”②之辈。究其根源，是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与出版家的出版理想之间的人事纠纷，但这一分歧造成了左翼力量的分化，双方合作的同人气息也荡然无存。而在随后而来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先前的人事纠纷与政治理念的不同交叉缠绕，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局面。生活书店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支持似乎也预示着它必然会走向鲁迅的对立面。
对鲁迅而言，对共同理念的认同要大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同仇敌忾的情感驱动让鲁迅在不同出版社之间做出选择，换言之，鲁迅与出版社的合作与决裂与他的思想保持一致性，这也是鲁迅选择过程中存在的过滤机制。因此为何本篇论文选取的时间段是从“革命文学”论争到“两个口号”的论争？原因在于鲁迅在这段时间内思想转变上的显著。而从“左联”成立到“左联”解散，鲁迅对新作家养成以及实干精神的强调，对联合战线的构建，以及防止革命变质等思想。这些想法在种种人事纠纷中不断地深化，而鲁迅与生活书店之间的纠纷便属于其中的现实一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