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朗诵诗”是抗战时期流行的诗体形式，这种诗体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朗诵诗”是时代的产物。与此同时，“朗诵诗”的出现也是为了强调诗歌的可朗诵性，这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诗歌，与“视觉”的诗歌相对。
第一章延安朗诵诗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延安朗诵诗的产生背景
从新诗诵读活动到国统区朗诵诗运动再到延安朗诵诗运动，延安朗诵诗的产生经历了一段看似短暂，实则漫长的酝酿过程。“朗诵诗”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新生事物，而是早已有之，只是抗战时期发展得较为迅速。抗战时期，朗诵诗诞生的原因之一即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而延安的环境更适合朗诵诗的发展。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从上古歌谣直至当下新诗，诗歌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发生了数不清的新变，其中，朗诵诗不仅在抗战时期有其独特的意义，在整个新诗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价值。诗歌的出现早于文字，诗歌诞生之初是可朗诵的。古典诗注重平仄押韵，大多都是可朗诵的。新诗的发起者胡适提倡“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以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形式打破古典诗的规范和束缚，但也“破坏”了诗歌本身的可朗诵性。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本质上是可朗诵的，这是诗的起源所决定的，因此朗诵诗兴起的原因之二是要在广大群众中重申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可朗诵性。关于“朗诵诗”独立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进一步为延安朗诵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社会的迫切要求
泰纳认为，文学是种族、环境和时代共同作用的产物。[1]具体到诗歌来说，诗歌与社会生活向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歌里边，所表现的，是社会生活，它的目的，就是推动社会。”[2]朗诵诗的兴起与抗战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朗诵诗是时代的产物。
诗歌创作在抗战时期必然要发生转向，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创作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这一时期诗歌由原先的追求艺术美转向服务于现实，而朗诵诗是这一趋势发展到高潮的产物。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举全国之力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当时中华民族的重中之重。当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小战役之后，诗歌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也必然要响应那个紧张的时代，因抗战而登上诗坛的朗诵诗自然也必须服务于抗战，发挥其宣传教育的作用，歌颂伟大的党和领袖、赞美前线冲锋的战士、安慰水深火热的百姓，在精神上鼓动广大中国人民共同抗敌、坚持战斗。正如韩北屏所指出的：“诗朗诵运动提出，他的基础不是建筑在主观的标新炫奇上，而是产生于客观的迫切要求。一切服务于抗战，文学如果算是抗战部队的一个兵种，诗，这一短小犀利的武器，正如手榴弹之于步兵，该是非常可贵，非常有力威力的歼敌工具，因而，诗不仅是视觉的，而且也要求是听觉的艺术，如此说来，诗朗诵运动的理论，已不用商榷，需要讨论的，却是怎样去推行这一运动。”
第二节柯仲平与“战歌社”的努力
延安朗诵诗的创作和实践最初以柯仲平和“战歌社”为主体。柯仲平是延安朗诵诗的主力，他的“朗诵”生涯并非从延安开始，但却在延安绽放异彩。柯仲平发起成立了延安最早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战歌社”发动了延安朗诵诗运动，开启了延安朗诵诗的创作。“战歌社”独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1937年12月底成立到1940年12月间归入“延安新诗歌会”，在仅有的三年时间里，“战歌社”在诗歌创作、理论探讨与朗诵实践方面推动了延安朗诵诗向纵深发展。1940年9月1日“战歌社”与山脉文学社合编了延安版《新诗歌》创刊号，该刊物从第二期起由新诗歌会编辑出版，共出版了六期，到1941年5月21日终刊，现仅存五期。
一、柯仲平与延安朗诵诗
萧三说：“延安的诗歌运动最初和最有力的发起人要算柯仲平，他是朗诵诗放头一炮的呐喊诗人。”[2]柯仲平从武汉到延安之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副主任，他热情支持了陕北公学发起的诗歌组织，正式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是延安朗诵诗运动的旗手，他不仅是延安朗诵诗的创作者，也是延安朗诵的实践者。
一方面，柯仲平是延安朗诵诗的创作者。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是柯仲平的代表作。柯仲平刚到延安时，工作非常繁忙，他只能挤时间写诗歌。“白天，为了怕人干扰，他把窑门反锁起来，偷偷躲在窑里写；夜晚他熬油点灯，伏案挥毫，通宵达旦。”[3]在这种环境下，柯仲平写就了《边区自卫军》。《边区自卫军》最早以朗诵的形式面世，得到了毛主席的热情支持，这首诗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登出。柯仲平的诗得到中共中央委员的支持，又在中共中央的刊物上发表，显示了其诗作较强的政治性。早在1920年柯仲平创作的《白马与宝剑》具有宏大的意境和崇高的救国救民的思想，预示了诗人必将为了革命和解放走向远方的未来，也开启了他用诗歌抒写生活的生涯。1930年，柯仲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的身份表明了他的政治属性，也决定了特殊年代里他的文艺创作必将与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柯仲平能够创作出众多优秀的延安朗诵诗，除《边区自卫军》外，还有《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告同志》《保护我们的利益》《留守兵团开发三边盐田歌》《民众剧团歌》《保卫毛主席》等。
第二章延安朗诵诗文体的独特性
第一节延安朗诵诗的政治鼓动性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朗诵诗，承担着鼓舞大众共同抗敌、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要时代任务，因此其诗歌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这种鼓动性既不同于30年代“红色鼓动诗”、中国诗歌会诗歌的鼓动性，也不同于国统区朗诵诗的鼓动性，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的内部有其特殊语境，文本与语境之间包含某种内部联系；从广义上说，这里也是功能决定结构。正是作品处理其语境的方式决定了它所选择的技巧以及展开方式。”[1]战时的解放区延安、激情澎湃的延安诗人都为朗诵诗创造了特殊的“语境”，使得延安朗诵诗具有了一种集体的现实主义的政治鼓动性。
一、30年代新诗的鼓动性
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具有鼓动性的诗歌多次出现。30年代，殷夫创作了不少“红色鼓动诗”，如《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我们》《血字》等，这些诗歌以鼓动无产阶级革命情绪为主要目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抒情性。《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为争取广大工人同志的合理诉求而呐喊；《我们》表达了工人农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血字》为纪念“五卅运动”而作，整首诗刚强有力，诗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诗人将心中的复仇火焰全部倾注于诗中，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极具鼓动性。这种鼓动性虽是以“我”为主体的表达，但实际上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发出的，“个体”与“集体”的态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诗发展之初，胡适提出了“诗体大解放”，他主要从语言方面阐释这一理论，郭沫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视个人意志的抒发，诗歌逐渐开始以“我”为抒情主体。从30年代的“红色鼓动诗”开始显现出新诗抒情主体从“我”向“我们”的转变的趋势，“我”与“我们”在诗歌情感上达成了一致，殷夫“红色鼓动诗”兼具集体的鼓动性与抒情性，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节延安朗诵诗的鲜明民间性
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中部，黄土高原地势险峻，广袤无垠，孕育了豪爽淳朴的风土人情，也孕育了独特的陕北民间文化。延安诗人巧妙运用了陕北民间形式，主要体现在化用信天游、船工号子等民歌形式写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朗诵诗中融入了方言口语，使得诗歌更适合在大众中间流行。
一、化用民间形式
新诗从诞生起，就经常借鉴化用民间形式，民间形式往往也能够为新诗锦上添花。新诗歌谣化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吸收采用民间形式而形成的潮流，肇始于1920年“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50年代，在几代诗人的推动下不断走向成熟，而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延安朗诵诗也具有鲜明的民间特点。
20世纪20年代歌谣运动兴起，诗人开始化用民间歌谣的语言和形式创作新诗，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半农的《瓦釜集》，化用了江阴方言，表现民间百姓的生活和情感，如“结识私情隔条河，/手攀杨柳望情哥。/娘问女儿‘你勒浪望啥个？’/‘我望水面浪穿条能梗多’”[1]将情窦初开的女儿家的心事委婉唱来，具有鲜明的民间韵味。30年代，中国诗歌会推动新诗歌谣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诗歌会也通过借鉴民间形式来创作为大众所接受的新诗，他们重视学习民间歌谣的音韵，强化诗歌在“声音”方面的特性，这与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朗诵的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石灵的《新谱小放牛》。《新谱小放牛》是在河北民歌《小放牛》的基础上创作而来，是一次“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小放牛》以赵州桥为题材，唱道：“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趟沟（么咿呀嗨）？//赵州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趟沟（么咿呀嗨）。”[2]而《新谱小放牛》则是劳动阶级的诉苦，从节奏和韵律上都直接模仿了《小放牛》，同样也可以谱曲演唱。
第四章延安朗诵诗的评价
第一节延安朗诵诗的价值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开展新诗诵读活动检验新诗创作的音节，朗诵诗的创作主体和受众是“书斋”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朗诵诗是为抒发个人情感而作，而从延安朗诵诗开始，为鼓舞大众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朗诵诗的作者和受众不再只是知识分子，而是包括工农兵、青年学生、普通百姓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朗诵诗从此不再是“书斋”中的“个人化”的诗，而是得以在“街头”传播的“政治化”的诗，因此，延安朗诵诗在整个朗诵诗史上发挥了“桥梁”作用。
一、从“书斋”走向“街头”
上世纪30年代，徐志摩、闻一多、朱光潜等诗人经常举行新诗诵读活动，以此来试验新诗的音节，提高创作水平。这一时期，朗诵诗的作者和受众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朗诵诗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流行和传播。而抗战时期，中国诗歌会开始提倡创作面向大众的朗诵诗，而后武汉、重庆的朗诵诗兴起，但因国统区的文化空间相对受限，所以朗诵诗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