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朗诵诗因其喷薄而出的情感和和谐的音韵在大众中间广为流传。苏珊·朗格说：“所谓艺术，就是‘创造出来的表现性形式’或‘表现人类情感的外观形式’。”[1]情感是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诗歌正是以情动人，大部分诗歌能够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而延安朗诵诗则能够鼓动听众的情绪，使其振奋且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延安朗诵诗相较于其他诗歌情感尤其强烈。除了具有喷薄而出的热情之外，延安朗诵诗显示出音韵的和谐。高兰认为，诗之作为语言艺术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音律，是一种把“大体整齐的语言”和音乐的美结合起来的语言艺术。[3]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延安朗诵诗上下句的字数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部分朗诵诗都注重押韵，这也是朗诵诗所必须具备的可朗诵性所决定的。音韵的和谐使得朗诵诗读来铿锵有力，更易在大众中传播。在延安版《新诗歌》中，不少朗诵诗都注重押韵。
结语
“朗诵诗”是抗战时期流行的诗体形式，这种诗体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朗诵诗”是时代的产物。与此同时，“朗诵诗”的出现也是为了强调诗歌的可朗诵性，这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诗歌，与“视觉”的诗歌相对。古典诗歌有着严格的格律限制，都是可朗诵的。而新诗实现了“诗体大解放”的同时，也使一部分诗歌丧失了可朗诵性，但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从这一方面来说，对“朗诵诗”的重视是对诗歌可朗诵性的重申。
相较于其他朗诵诗，延安朗诵诗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与之前出现的国统区朗诵诗一样，延安朗诵诗具备可朗诵性，服务于抗战。但不同的是，延安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处于民主自由的氛围之中，因此延安朗诵诗拥有更加自由开阔的创作与实践空间，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朗诵诗也显示出政治鼓动性、鲜明民间性和多元音乐性等独特的文体特征。延安朗诵诗是延安听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朗诵诗借助“诗朗诵”的有声形式才得以完成，诗朗诵过程中的身体表现具有政治动员的效果，延安朗诵诗体现了“声音政治”的性质，因此诗朗诵的效果、同时期其他有声形式都与延安朗诵诗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沧海一粟”，延安朗诵诗具有重要的价值，延安朗诵诗是中国朗诵诗史的“转折点”，对后世朗诵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部分延安朗诵诗内部政治性与艺术性失衡，在审美上有一定的缺陷。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本文所研究的延安朗诵诗，限于1937年底“战歌社”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朗诵诗依旧在不断发展。立足新时代，朗诵诗和新诗应在延安朗诵诗的基础上有更大的突破和创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