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论文，本文以2008-2022年30个省份数据为样本，探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研究结论如下：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逐步下降。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到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26万亿元，是1978年的340多倍，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2万元/人。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有限且不平衡的公共服务供给制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幸福度，同时也会影响国民对政府治理能力和质量的感知。然而，现实困境不容小觑，诸如医疗、教育、卫生等聚焦民生福祉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即便投入大量资源，但其所催生的经济增长回馈却显得微不足道，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劲的激励驱动力。从晋升激励维度审视，我国特有的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为崭露头角，频繁采用拔高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向上级彰显自身能力，这便催生了“层层加码”现象。与此同时，地区间你追我赶的“标尺竞争”氛围，更是促使各地竞相抬高增长目标，使得经济发展偏离稳健轨道，进而对民生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空间形成强力挤压。此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科教文卫等关键民生部门遭遇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双重下沉”，与之相悖的是财权的持续向上聚拢。在事权、财权边界混沌不清的泥沼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渐异化为一种单纯的财政“数字游戏”，仅仅反映地方的财力储备与支付意愿，背离了公共服务的初心。有鉴于此，如何调适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策略，使之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需求无缝对接，切实满足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期盼，已然成为当下亟待攻克的重大难题。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从客观角度分析指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社会和市场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总量及其质量。总体来看，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基于不同研究领域的需求差异以及数据可获得性，许多学者开展了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部分学者运用单一指标法来测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具体如下：从政府供给层面来看，安体富和贾晓俊（2010）把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单项支出的水平当作衡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变量；倪红日和张亮(2012)从财政支出角度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价方法。从居民需求角度出发，缪小林和张蓉(2022)通过对基本公共服务感知进行定位来评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在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选择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以此来探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安体富等（2008）设计出全方位涵盖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测算综合评价指标。武力超等（2014）巧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2003年至2011年，涉及288个地级市的数据为依托，测算出各地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为区域公共服务比较研究提供了关键的量化依据。李华和董艳玲（2020）采用熵权法对中国各省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数开展了全方位测度。经研究揭示，各省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展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布特点，呈现为东部地区供给水平高，西部地区供给水平低的“东高西低”态势。从价值形态、实物形态、匹配性、效率性这四个维度切入，赵福昌与孙维（2023）选用人均GDP以及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作衡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标准，搭建起基本公共服务产出指标体系，以此对实物产出展开客观衡量。王斌和王秀芝（2024）以独特视角，从产出的效率维度和投入的公平性维度切入研究。
2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其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概念的扩展，因此，对经济增长概念的深刻理解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经济增长目标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社会财富总量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不断循环累积增加的过程，经济增长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资源组合方式的不断更新，国民经济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按照波动向前的形式上升。所以，经济增长不但是指经济总量的静态扩张，同时也包括整个经济社会螺旋式向上发展的过程，进一步，静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总量变化的结果，而动态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时期到达的相对程度。
本文以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一事前约束作为切入点，即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指政府在某一规划期初确定的一定时期内要实现的经济增速，一般为一个增长率的数值。经济增长具体目标的设定会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即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在我国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正式设定，便会成为一国或某一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项政府行为都会围绕着如何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展开。因此，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之上，并且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2.2理论基础
2.2.1政府目标管理理论
目标管理理论（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MBO”），在管理学范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谓——绩效目标管理理论。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术语，最初是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率先提出。彼得・德鲁克明确指出：“企业所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既能全方位激发个人力量，促使个人勇担责任，又能为全员赋予共同愿景，指引前进方向，进而促成团队协作，实现个人目标与集体福祉相互契合、协同发展的管理准则。而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不二法门，便是目标管理以及自我控制机制。”目标管理理论的创新之处是把参与式管理与自律结合起来。首先，以目标为中心，用奖励取代强迫，以达成既定的目标为动力，以此来刺激个人的努力、潜能和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个人的自制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Beatty，1998）。其次，目标管理理论注重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将承诺注入到员工的头脑中，让他们积极地、自愿地为组织的目标作出贡献，这种可持续的贡献能够让员工在工作中不断地感受到幸福。最后，在“系统管理”的上层分支下，“有规划而不分离”推动目标实现（David，2019）。在管理架构体系里，上级会基于组织战略、业务需求与资源配置，确定工作目标，依层级顺序向下传达，让各层级人员明确任务方向。下级人员接到任务指令后迅速响应，依流程、规范、标准执行任务，达成结果后，由下至上地把任务完成情况层层反馈。最后，由上级进行绩效评价，达成组织目标，推动组织发展。
目标管理在我国公共管理部门中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广泛的应用。与私人组织有所不同的是，在公共组织体系里，政府官员不像市场主体那样受到强烈的利润驱动。他们在落实目标管理举措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社会福祉的提升。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即便全身心投入以促进社会福利增进，他们自身利益所遭受的潜在损失也相对有限（Bouckaert and Halligan，2008）。另外，相较于私人组织，公共机构的目标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特点，这使得公共机构在目标管理理论的应用与发展上，面临着更多的争议与冲突。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致力于深入探究目标管理模式下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价体系与责任制度。杨宏（2017）指出，中国的行政制度理念是目标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并且在实施奖励与惩罚的过程中，衍生出了目标管理责任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这两种新的理念（如图2-1）。总体来讲，目标管理责任制侧重于体现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淘汰制；而政治锦标赛主要作为一种奖励机制发挥作用。中国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奇迹，进一步是由于提出的“激励+放权”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更能使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吕炜和王伟同，2021）。
3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现状分析.................19
3.1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现状分析.....................19
3.1.1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19
3.1.2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特征..........................21
4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27
4.1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27
4.2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财政纵向失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28
4.3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政府横向竞争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30
5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证研究..32
5.1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32
5.1.1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32
5.1.3模型设定.................................36
5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证研究
5.1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5.1.1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文选取2008-2022年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央和省级历年政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