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审计论文，本文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和审计师行为三个变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创新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提出研究假设，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4000家样本上市公司，共计25433个观测值作为研究对象。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审计师作为企业财务信息公正性和真实性的重要守护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审计师的行为不仅关乎企业的财务健康，更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市场的公平交易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的审计师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质量、审计效率、审计独立性等方面，旨在通过优化审计流程、提升审计技能等方式来确保审计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刘珊等，2023）。
然而，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审计师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企业数据量的激增使得传统的审计方法难以满足需求，审计师需要更加高效地处理和分析数据；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审计师需要更加精准地识别和评估这些风险。因此，对审计师行为的研究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和技术变化，以确保审计工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邓慧慧等，2023）。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它既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当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概念首次出现在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中，其次，同年发布的《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铺垫。2022年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要不断做强优化我国的数字经济。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经济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强调了加速推进数字中国的构建，并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影响（李万利等，2022）。同年，我国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颁布《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立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增长和加速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之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数字中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企业加速提升。可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高达50.2万亿元，世界排名稳居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升至41.5%，反映了我国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的积极进展。根据2023年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显示，有超过半数（53%）的中国受访企业计划继续加入数字化投入，标志着我国企业正在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
1.2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研究目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企业发展的加速器。面对新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审计师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现有文献研究多停留在企业层面，少有文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外部因素产生影响。通过梳理文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中的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尚不明确，结论存在不同。因此，本文的具体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影响的机理；
其二，探明企业创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影响研究中是如何发挥中介效应，填补新的作用机理；
其三，探讨基于政策实施、高科技行业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角度，进一步分别检验该因素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审计师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
其四，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从政府、企业和审计师三个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本节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师行为和企业创新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概念界定。
2.1.1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早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是国外学者Negroponte（1995）预见性地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不仅限于企业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处理，更涵盖了商业活动流程的数字化重构以及生产关系在数字时代下的重新塑造。这一观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调，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定义中，Zhang andWang（2024）学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在于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共同作用下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通过数字化技术、产品及平台的创新，广泛影响产业格局、组织结构乃至个人行为方式（曾德麟等，2021）。Karimiand Walter（2015）进一步强调，数字化转型聚焦于商业模式与业务流程的革新，旨在通过这些变革为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动力。部分学者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此过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激发创新能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赵宸宇等，2021）。而朱秀梅和林晓玥（2022）则具体指出，在信息化基础上，企业深度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实现了产品与服务向数字化形态的转型。
除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概念界定外，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也有不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四类：第一，问卷调查法和指标构建法。Marcysiack and Pleskacz（2021）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对企业数字化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数字化转型意识、能力和绩效3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选取11个二级指标和19个三级指标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赵聪慧和范合君，2023）。但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存在选取指标具有主观性。第二，利用虚拟变量法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如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则取1，未进行转型则取0（邓慧慧等，2023），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操作性高。第三，数字资产占比，所谓数字占比就是用企业财务报告披露中无形资产中关于数字化资产所占整体的比重（张永珅等，2021）。
2.2理论基础
本节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创新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对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2.2.1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此理论的核心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因目标函数差异而产生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原有的传统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和持续发展，企业所有者需要引入更加专业的经理人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刘有贵和蒋年云，2006）。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更深刻地推动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明确界限划分。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意味着企业的所有者将经营管理的权利委托给专业的经理人，此时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委托人和代理人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容易引发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定义为代理问题（Berle and Means，1932）。企业为了确保持续经营并实现企业的长期目标，希望代理人忠诚于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委托人需要制定一套合适的监督激励机制，激励代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委托代理理论的诞生就是解决二者信息差，缩小二者目标的差距，从而使企业长期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孙铮和姜秀华，1997）。
在企业运营中，股东作为所有者，其核心目标是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通过最小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以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刘淑春等，2021）。随着企业步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股东们尤为关注这一转型是否真正提升了企业的绩效，并且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数字化转型后的财务状况（龚雅娴，2022）。然而，企业的经营者，作为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目标上与股东存在潜在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尤为明显。在这种两权分离的背景下，审计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审计不仅是一种监督机制，确保管理层提供的信息真实可靠，而且也是股东了解企业运营状况、评估数字化转型效果的重要工具。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为股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监控并评估管理层的运营决策与行为表现，极大地缩减了信息不对称所滋生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促进了治理结构的优化，使管理层的行为更加紧密地贴合股东的长期利益愿景（石道元等，2024）。
第三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行为现状分析...........................21
3.1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21
3.2审计师行为现状分析...........................................25
第四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31
4.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31
4.1.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31
4.1.2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机理..................................33
第五章研究设计...............................39
5.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39
5.2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39
第六章回归结果与分析
6.1描述性统计
如表6.1所示，被解释变量审计定价Auditfee最大值为16.44，最小值为12.43，平均值为13.89，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标准差为0.677，表明样本中审计定价波动性较低，整体水平较高。审计延迟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