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变量方面，Size的最大值为26.42，最小值为19.84，均值为22.27，标准差为1.272，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较大，且分布较为集中。Cur的均值为0.575，最大值为0.944，最小值为0.116，其标准差为0.184，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占比存在差异，平均水平为57.5%，比例适中，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较好，有利于短期偿债和应对市场变化。Top1的最大值为0.751，最小值为0.087，标准差为0.144，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均值为0.339，表明上市公司有33.9%的股份有少数股东持有，拥有公司控制权。Age的最大值为3.367，最小值为0，均值为1.915，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的企业年龄存在差异；其标准差为0.955，表明上市公司企业年龄波动性较小。Big4的均值为0.059，表明样本中只有5.9%的上市公司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大部分更倾向于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收取费用较高，企业并不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Eps的最大值为6.244，最小值为-2.103，均值为0.444，标准差为0.755，表明样本中不同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公司的经营策略、行业特性、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第七章研究结论及建议
7.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和审计师行为三个变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创新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提出研究假设，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4000家样本上市公司，共计25433个观测值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本文假设H1-H5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研究，采用审计费用衡量审计师行为，通过国泰安数据库获取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汇总词频数加1取对数的方式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和年份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越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第二，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研发投入取对数的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通过固定效应检验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企业创新。
第三，本文验证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审计师行为（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的路径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模型三步法检验及Sobel检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行为（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创新也越多，进而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也会越高。
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行为（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的促进效应受政策实施、高科技行业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科技行业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和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