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哲学论文，本文通过研读埃里蓬的相关一手文献，分析其社会变革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其建构逻辑，凸显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应用价值，为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积累经验。
第一章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埃里蓬的生平与著作
一、学术背景与记者经历
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出生于1953年7月，他的童年在位于法国东北部的兰斯（Reims）度过，父母都属于平民阶层，家里共有四个孩子，埃里蓬排行第二。埃里蓬父亲14岁时便进入工厂工作，后来成为工长，56岁时提前退休，母亲做过清洁女工，后进入工厂工作，55岁时与父亲同年退休，用埃里蓬的话说，“工业生产系统无耻地将他们消耗殆尽后便抛弃了他们”[1]。他的兄弟大都随着父母的道路，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家人的政治观点可以说就是法国本土白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影，在80年代前支持左翼政党，在80年代后支持国民阵线。作为工人阶级，他们反对权贵；作为本土白人，他们反对移民；在传统平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同性恋等不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容者持歧视和拒斥态度。而埃里蓬一方面在物质条件上实现了“阶级跃迁”，当上了大学教授，过上了到世界各地讲学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上同家人拉开了距离，支持赋予移民、同性恋等受压迫群体更多权利，他的思想即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与家人相比，埃里蓬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埃里蓬11岁时进入当地公立中学，成为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埃里蓬本科和硕士（BAC+5）就读于兰斯大学的哲学系。在大学二年级结束时，他报名并通过IPES（中等教育预备学校）考试，可以领取一笔两至三年的工资，条件是如果通过教师资格会考，就必须在中学任教至少十年。在收到钱后不久，埃里蓬便前往巴黎租房居住，但他的工资由兰斯大学发放，因此几乎每周都要回兰斯大学签到。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想中的我和他人”。随后埃里蓬进入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攻读深入学习文凭（DEA）。学生时代的埃里蓬深受法国五月风暴时期左翼政治思潮特别是萨特的影响，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埃里蓬的DEA论文写的是尼采和语言。他未能通过教师资格会考；受限于家庭条件和信息不对称，他也没有选择申博。他的求学生涯到此为止。
第二节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历史背景
一、保守主义的回潮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股反叛的浪潮席卷全球，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欧洲的学生运动，拉美的民族主义和争取民主化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这些相互联结又相互异质的运动，共同构成了激进的全球六十年代的复杂图景。在法国，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拉开了抗议运动的序幕，随后示威迅速从巴黎发展到外省，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支援学生，至1968年5月达到高潮，直到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终告一段落。埃里蓬正是在这样的红色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求学岁月，他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左翼政治话语的熏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这种激进的状况在八十年代发生了巨大转变。以撒切尔和里根上台为标志，欧美社会迎来了保守主义的回潮。保守主义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福利国家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在政治上，过多的政府干预导致了行政机构的膨胀与权力寻租的泛滥，在文化上，旧的社会共识的崩溃引发了人们的内心空虚与精神不安。许多人据此要求压缩国家边界，重申自发秩序，回归传统价值，加强旧有权威，这些主张被统称为“新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之后，人们似乎迫切地希望“回到正轨”。保守思想大行其道，各种媒介里充斥着对社会变革的批评声音，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有意地淡化甚至扭曲对五月风暴的记忆书写。保守主义的回潮引发了埃里蓬的担忧。保守思想强调维护现存秩序，这无疑与埃里蓬一直期待的社会变革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章变革的对象：社会等级秩序
第一节社会等级秩序的表征与结构
一、外在的社会等级秩序
（一）场域与范畴
同一性哲学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政治学领域突出表现为共同体（communauté）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即言“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1]。近代以来，共同体理论不断发展，并融入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如民族主义将一个国族的所有公民视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理论往往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地位平等，拥有共同历史，存在整体利益。在埃里蓬看来，这样的共同体是一个乌托邦，它可以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并不符合现实。相比于内含一定政治价值取向的“共同体”，埃里蓬更常用“社会世界”（le mondesocial）来指代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框架，并指出真实的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对抗的空间[1]，我们需要正视这些冲突和对抗并将其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埃里蓬借鉴了布尔迪厄的“场域”（le champ）概念来分析社会世界。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2]，并指出其关注点不在实体本身，而在实体间的关系，“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就是关系性地进行思考”。埃里蓬承认场域的关系本体论，并将同位的实体属性视为一个“范畴”（catégorie，也可译作类别），一个场域内部存在着若干范畴，当场域消失时，范畴也随之消失。例如，埃里蓬在谈及维奥莱特·勒杜克[3]的“私生女”范畴归属时指出，“私生”或者说“非婚生”的概念是由社会世界中的婚姻-亲子关系所定义的，唯有在以婚姻-亲子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场域中方存在“私生子”或“私生女”这样的范畴[4]。如果婚姻制度瓦解，那自然就没有“私生”一说。可以说，场域下辖着范畴，范畴从属于场域。范畴之间是异质性的，换言之是分歧的、对立的，在同一个场域内，归属于一个范畴的实体不能同时归属于另一个范畴。
第二节社会等级秩序的再生产机制
在探讨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存在性及其运作机制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埃里蓬并未赋予社会等级秩序一种超脱现实的必然性，它是历史地形成的，内在于社会世界。他认为意识到这种历史性和内在性原则也是批判性思想应当具备的条件[6]。埃里蓬强调，与社会世界拥有漫长的发展史一样，社会等级秩序也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它包含一种再生产机制，对再生产机制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等级秩序从何而来，如何去变革社会等级秩序。
社会等级秩序的再生产（reproduction）指的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延续和自我增殖过程，它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在因素是个人主观的后天习得，外在因素是习得所需的各类条件。埃里蓬重点考察了作为外在因素的家庭和学校制度在社会等级秩序再生产中起到的作用，其中前者主要体现在直接再生产过程，后者主要体现在间接再生产过程。
一、社会等级秩序的直接再生产
埃里蓬首先承认了家庭在生理性遗传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埃里蓬认为普鲁斯特在其小说中将这一点推到极致：父母对子女的传承，逐渐使后者与前者近于绝对相似，子女具有父母的外貌和性格，一旦父母去世，子女就会取代父母，“生者......成为死者的后继替身，把业已中断的生命继续下去”[1]。在普鲁斯特那里，生物躯体和家谱躯体是一体的，时间性仿佛被取消了，或者说简化为同一事物的循环往复，他将这种现象比喻为“逝者俘获了生者”，到了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就得准备迎接所有这些从遥远的地方团聚到我们身边的亲人。从肤色、身高到神情、姿势等，没有人能否认我们在这些身体特质上与祖辈的相似之处。埃里蓬回忆道，自己的亲外祖父是安达卢西亚人，可能是吉卜赛人，这也许是导致青少年时期的他有着棕色皮肤和黑色长卷发的原因，他的身体深处流淌着来自西班牙的血[2]。简言之，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身体特质的延续，实现了人口层面的再生产。
第三章变革的主体：自觉的个人与群体的生成.............................33
第一节阶级背叛与自我回归............................33
一、原生世界的背叛者.................................33
二、重新占有的奥德赛..............................36
第四章变革的实现：新左翼政治的展望..........................45
第一节法国政治格局的演变...............................45
一、社会党的蜕变与左派的分裂.............................45
二、保守主义革命的冲击.......................................47
结语........................................62
一、对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评价................................62
二、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启示与当代意义.......................64
第四章变革的实现：新左翼政治的展望
第一节法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一、社会党的蜕变与左派的分裂
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在第一轮即被淘汰，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令人震惊地进入第二轮，引发法国社会一片哗然。许多政治评论家将这一政治地震归咎于选民的非理性，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选民投出了如此糟糕的一票。埃里蓬不同意这一见解，他认为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是社会党而不是选民，社会党的出局看似出乎预料，实则毫不意外，它是八九十年代以来法国保守主义革命（un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必然结果。从社会党开始蜕变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时钟拨回到1981年。该年法国总统选举，密特朗的当选给左派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