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探讨

来了巨大的鼓舞，许多参加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人们将社会党的胜利也视为自己的胜利，他们认为这将开启法国左翼政治的新局面。福柯也不例外，他为此感到高兴，他相信一个左翼政府理应要比一个右翼政府更宽容、更开放，社会运动的主张更容易被吸收和融入到政府的工作中，转化为具体决策。但是他同时也保持警惕，他清醒地认识到，向执政党转变可能会给社会党带来一些变化；他主张知识分子继续发挥批判性作用。福柯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81年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波兰进入紧急状态，波兰团结工会遭到镇压。福柯和布尔迪厄等人对法国政府的反应表示不满，于是联合起草了请愿书，并且迅速收集到大量签名[1]。他们的行动遭到了社会党高级官员的猛烈抨击，后者认为左翼知识分子有责任无条件地支持左翼政府；前者当然拒绝保持沉默，并且指责社会党高级官员只愿同听命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埃里蓬指出，这一事件造成了左派无可挽回的分裂。

结语

一、对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的评价

埃里蓬是平民出身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更新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笔者看来，埃里蓬社会变革思想中极具个人特色的原创性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埃里蓬将宏观层面的社会机制分析与微观层面的个人心理体验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以结构主义为底色的主体理论。埃里蓬整合了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学说与福柯的权力与规范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判决论”，并通过对家庭和学校制度的论述，刻画了社会等级秩序的运作及其再生产。埃里蓬进而以“侮辱”和“羞耻”为中介，考察了社会等级秩序如何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在埃里蓬那里，并不存在先验的自决主体，主体是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和群体只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才能够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第二，埃里蓬对“阶级背叛者”形象进行了深描，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盲点。“阶级背叛者”形象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在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财产和地位几乎全部依赖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继承，“阶级背叛”现象极为少见；这一群体真正形成规模，是近现代以来学历社会的构建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财产和地位可以部分地通过学校文凭决定，同时大学扩招使平民阶层子女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为“阶级背叛”创造了条件。埃里蓬还考察了“阶级背叛者”的心理特征，并指出他们唯有通过回归才能够克服身份认同的分裂。笔者认为“阶级背叛者”形象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值得比照研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内心都很矛盾，前者想掩盖自己的平民阶层出身，但又深感自己无法融入特权阶层，后者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底层民众站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两种情感倾向。埃里蓬的论述也启发了其他思想家的研究，例如尚塔尔·雅凯关于“阶级背叛者”的理论新作[1]就部分来源于埃里蓬提供的灵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