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权结构与伦理革命 ——基于康德、黑格尔法哲学的 比较探讨

法权共同体中，康德对所有权论证采取了一种排他性使用的论证方式，在主体际层面谈论合法权利的问题。在这种私法状态的法权关系中，康德给予了私法以相当的信任，他认为私法可以竭尽原则，在履行契约和处理财产等问题方面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但他仍然提出一种自然的演化发展，即从私法状态中自然衍生出公法的公设。由此，人们从自然状态中非常短暂的法权关系进入到了公民状态中稳定的法权关系。而国家的角色是作为一种服务性的角色来支撑起私法体系，并不承担道德的表达。主观道德仅可以对行动的准则加以要求，但无法求及行动本身和行动的后果，也就无法通过法权的形式表达出来。此外，康德认为不能诉诸于一种对自身法权结构产生颠覆性的抵抗权。这本质上是因为在私法社会中设立抵抗权具有私法性质，它会导致私人法权关系无人仲裁的问题，变为私人法权自己授权自己自行判断其他法律的合法性。所以抵抗权作为法权表达在私法社会中是逻辑不成立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