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聚焦于新创数字企业，其中多数企业是自企业诞生之日起即具有强大的数字基因，通常被称之为天生数字化新企业；也存在一些新企业是成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必不可少会使用一些浅层的数字技术，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要进行适当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具备强大数字基因的数字企业。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实践背景
（1）新创数字企业是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起之秀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一种更高级、可持续的新经济形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该经济模式将数据资源视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现代信息网络作为关键的传输媒介，并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作为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开展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国家数据局2024年6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以超过55万亿元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40%，其中数字经济的主导产业所创造的总价值超过了12万亿人民币，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成功建立62个“灯塔工厂”，这一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占比高达40%。同时，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增至77.5%。显而易见，数字经济是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与社会各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融合和拓展，在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赵涛，张智和梁上坤，2020）。凭借可以跨时空传播信息、创造和共享数据，数字经济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破除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供需矛盾和经济活动空间限制等问题，从而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袁航和朱承亮，2023）。国资委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底，中央企业已成立超过500家数字科技类公司，为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下基础。在全球数字化的环境下，数字技术的嵌入降低了创业门槛并带来更多机会，一方面其终端应用的普及带动了普通大众的创业活动，比如开放式的数字平台为普通人提供了施展创意的舞台，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等短视频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带货、知识付费分享等；另一方面滋养了一大批新创数字企业成为后起之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行业认知，带动行业发展。
我国进入新质生产力发展阶段，整合科技新资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关键，新创数字企业则得益于其自带强大的数字基因，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成长速度快，能够创新性地引发市场结构变革（叶阳平和符正平，2024）。新创数字企业是处在成长期、成立时间在10年以下的数字企业，核心是数字技术驱动，包含强调数字技术所引发的产品创新的天生数字化新企业，也包含应用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创业的新企业 （Sadreddin，Boroomand和Chan，2023；Von Briel，Recker和Davidsson，2018）。
1.2 研究问题与内容
1.2.1 研究问题
在综合考量实践和理论背景的基础上，本研究专注于新创数字企业这一研究对象，尝试从数字创业导向的角度出发，对其企业成长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以补充现有研究的空缺。因而，本研究聚焦于探讨“数字创业导向如何影响新创数字企业的成长”这一核心问题，并将其细化为以下三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数字创业导向对新创数字企业成长有何直接影响？
创业导向作为一种战略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以往文献对其不同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持不同观点，但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已经得到学者们较为一致的观点。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学者们对数字因素影响企业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而数字技术对新创数字企业的生存、成长和竞争优势的获取也存在一些争议（Sadreddin和Chan，2023）。因此，在数字要素融入企业发展过程的必要性下，虽然有实证研究证实数字创业导向在数字化领导力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Wang，Lin和Sheng，2022），但是数字创业导向与新创数字企业成长之间直接关系的系统理论分析与定量检验依然重要。
（2）数字创业导向影响新创数字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
对于新创数字企业而言，尤其是天生数字化新企业，他们获取数字技术并不难，有机会在其业务流程中创新性地“嵌入、整合和重新配置”技术，利用这些技术开发各种信息技术支持的能力，这些能力将在促进企业成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Pan，Pan和Lim，2015）。同时，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通过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以生成一种新能力帮助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Teece，Pisano和Shuen，1997）。而数字动态能力作为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具体体现，正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焦豪等，2021；马鸿佳和王亚婧，2024）。新创数字企业的创业者必须具备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才能感知和捕获数字机会，持续更新“永远不完整”“永远在制造”的成长品（Lehmann和Recker，2021；肖静华，胡杨颂和吴瑶，2020），来适应市场变化。当然实践中发现，企业适应数字经济环境不一定是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更多可能是商业模式的变化，即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成长开辟出新的路径。那么在数字创业导向的指引下，新创数字企业需要具备怎样的数字动态能力？如何促进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动态能力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有何关系？他们如何促进新创数字企业的成长？这些问题亟需深入的探索与验证。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企业成长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Adam Smith（1977）《国富论》古典经济学，Marshall（1890）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Coase（1937）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75）公司治理，都强调企业成长依赖于外部因素，需要通过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成长。基于前人的理论，Penrose（1959）开辟了从资源和能力视角阐释企业内生因素决定企业成长机制的新途径，并由此衍生了基于资源视角的资源基础理论（Barney, 2001）、基于能力视角的核心能力理论（Hamel and Prahalad, 1990）和动态能力理论（Teece 等，1997）以及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成长理论。2012年，陆亚东教授首次提出关于企业成长的复合基础观点，强调企业根据现有资源，通过知识积累、内部创新、购买资源、合作联盟等内外部措施，构建独特的资源组合，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实现企业目标（Luo和Child，2015）。对于新创数字企业而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企业本身的内在因素更是其实现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力量，而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正是剖析新创数字企业成长的内在驱动机制，因此借鉴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从内生成长的角度对现有研究进行说明。
（1）Penrose的内生成长理论
Penrose是第一位以“企业成长”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提出系统化企业成长理论的学者。她不赞同企业成长的生物学类比，即将一家企业比作一个有机体，试图通过参考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规律来解释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做法。不仅如此，把企业发展转向自然规律，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原则、人类决策和人类动机的重要性上转移开来，同时也模糊了“企业是由人创建并服务于人的机构”的事实（Penrose，1952）。随后，Penrose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首次以企业为分析单位，遵从“资源—能力—成长”的逻辑框架分析企业的动态管理过程（如图2.1所示），奠定了管理学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基础。
2.2 文献综述
2.2.1 数字创业导向相关研究
（1）数字创业导向的来源及内涵
① 数字创业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颠覆了企业运行的模式，引领创业者走向数字创业。数字创业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最早可追溯到Rosenbaum和Cronin（1993）的相关研究中，探究了数字创业企业形成的影响因素。2000-2001引发互联网创业（Internet entrepreneurship）热潮、2004年电子商务（E- and cyber entrepreneurship）崛起（Zaheer，Breyer和Dumay，2019），实际上是数字创业的早期形态，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则是在信息系统领域（Davidson和Vaast，2010）。在实践领域快速更新的情况下，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数字创业的内涵进行界定（见表2.1）。从学科发展的视角看，有学者认为数字创业是数字技术和创业的交叉领域（Nambisan，2017），创业者在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中更强调数字技术的作用以及产品/服务的技术性（Giones和Brem，2017）；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创业是创业的子领域，即传统组织中的部分或全部创业活动以数字化形式进行，是传统创业使用创造和经营的新方法在数字时代的调和（Hull等，2007；Kraus等，2018；Le Dinh，Vu和Ayayi，2018）。从技术视角来看，数字创业是指通过开发新的数字技术或尝试对其进行创新性使用来创建新企业或改造现有业务（Elia，Margherita和Passiante，2020；Shen，Lindsay和Xu，2018）。从过程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可以从微观层面上重塑创业者心理，进而影响创业的决策过程（Shepherd等，2015），数字创业则是组织大量使用数字化技术和社交媒体以及其它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参与创业机会的识别、发展、实现和改进的过程（余江等，2018）。从价值创造视角来看，数字创业指的是通过使用各种数字社会技术支持数字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