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借助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和托尼·贝内特的文化治理观念，对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设计和话语知识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纪念馆的意义生产和权力关系。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博物馆作为人类收藏历史记忆、熔铸新文化的殿堂，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的关注和领导下，我国文博事业呈现井喷式发展。2022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新华社瞭望智库发布《中国博物馆区域发展指数报告》，以大量数据反映分析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现状。从1905年张謇建立第一座中国人独立创办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截止到2020年，我国已有登陆在册的博物馆共5788家。在博物馆名称主题词云中，纪念馆表现突出。作为博物馆的一种新形式，2020年博物馆参观量TOP10中，纪念馆占有了四席。2023年5月发布的《中国革命纪念馆发展报告2022》，首次进行了革命纪念馆的专题性行业研究，对全国革命纪念馆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分析和创新分享。报告显示，全国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已经超过1600家，近五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8亿人次。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纪念馆作为博物馆的一种主要类型，是纪念杰出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3]。虽然学界业界目前对纪念馆没有形成统一、准确的定义，但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视为博物馆的一个子类。另外，国内外针对纪念馆开展的应用研究有限，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都是围绕博物馆这一大类展开。因此，本文对于“博物馆”一词的使用，均包含且适用于“纪念馆”。
1.关于纪念馆的研究
2022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了最新的博物馆定义提案。“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4] 纪念馆作为纪念杰出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博物馆，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场所。国内外目前对纪念馆的研究集中在档案与博物馆、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新闻传播学领域主要关注记忆研究和传播研究，但整体数量较少。
纪念馆作为博物馆的一种类型，担负着人类文化信息传承与传播的责任。因此，学者将纪念馆视作一种传播媒介，对其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进行研究。纪念馆会根据重要日期、关键人物、地域特点等筹办相关主题展览，在信息传播和价值观传播的效果上更加突出，使受众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主流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融合[5]。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纪念馆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影像资料、虚拟展厅、互动app等的使用，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6]。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传播渠道从纪念馆的国家公祭仪式扩展到线上的互动式纪念活动，探索出了民族记忆数字化的新路径[7]。但不能忽视的是，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代表的开拓者们，在数字化探索中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技术主义和信息安全等[8]。
二、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诗学表征
（一）陈列方式背后的展品阐释
尽管展览的内容不同，但其本质都是针对各种物品的。展品因为其在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而被纪念馆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在中共四大博物馆中，这种价值是指其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或中共四大重要人物有联系。
纪念馆大量挖掘和讲述了展品背后故事，比如中共四大会议通知、中共四大会址的考证，14份大会文件等等。这些展品既能让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共四大召开的背景、取得的主要成果及历史贡献，也使得展陈更具感染力。李逸在1985年写下的《中共四大回忆琐记》中记录了很多的会议细节，谈到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令他印象深刻的代表。（访谈对象08）
展品的意义不是固有且固定的，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不同的表征体系以不同的分类模式所建构，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诗学表征关注的不只是结果，而是意义被物品建构和传达的过程，即意义通过分类和展出被创造出来的方法。纪念馆在设计展陈时，考虑到物品的尺寸、展馆的空间、多种元素的组合等因素，选择了不同的展出方式。部分博物馆的展出方式还需要考虑到资金匮乏带来的影响，如沿用以往展览的展出结构。这些展出方式都是为了展示中共四大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但多样的技术形式和组合形式给参观者带来了不同的物品感知。Henrietta Lidchi将展出方式分为五个主要类型：开放性展示、桌柜、墙柜、模型和模拟物。展出技术的丰富性带来了多样的展览层次，创造出不同的意义生产的语境[19]。
（二）文本信息的多样形式和选择性构建
为了对物品在表征过程中获得的意义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必须注意对它们进行阐释的各类文本。纪念馆中不乏与历史文化联系紧密的展品，尤其是各重大事件相关的文件或报道，参观者无法依靠生活经验轻易建立起联系。对于这些物品的理解，必要的文本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最普遍的学术文本，还是口头文本和社会文本，都是为了推进对物品和事件的解释。
1.编码和解码：文本对物品的特定解读
语言本质上就是为了交流，是生产意义和便于理解的。文本是语言存在的一种形式，通过编码解码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可理解，从而提供对物品的一种解读。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中提出了博物馆作用于文化遗产的五个行为，其中包括interpret，即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解释演绎。不可否认的是，文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种意义经济中。通过强调某些特定的解释，呈现出一条相对清楚的路径，从而使人们不注意到被排除的选项[19]。文本创作者引导参观者进行有选择的阅读，使其忽视被排除的选项，通过指定的意义通道穿过这一复杂或生疏的知识领域。编码和解码的双重过程被包含在有选择的阅读中：编码是选择和创造特定的意义，解码则需要解释这些特定的意义。
在《中共四大的成就》板块，有一台旧收音机。它可以用许多方式解码，比如一个特定收音机品牌的商品、一个时代特有的小家电、一个人学习时的用品。但是，展品所附的文本标签将它纳入了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从而引导和限制对其的解释和意义。“郑超麟晚年使用过的收音机”这一标签，点名了物品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标签以最直接的方式，激活并确定了物品的意义。
三、中共四大纪念馆的政治学表征 ...................... 23
(一)话语形成中的竞争和限制 ............................. 23
1.话语构成体:争论和共同作用.......................... 23
2.国家话语: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 ................. 24
四、结语 ............................. 34
三、中共四大纪念馆的政治学表征
（一）话语形成中的竞争和限制
列斐伏尔在讨论空间生产时提到，空间的生产也是政治的生产，从属于某些团体。空间本身就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一国之内的权力关系。如果说艺术博物馆是为了展现国家的辉煌和品位，历史类博物馆则是为了记录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并赋予政权合法性[51]。新中国成立后，大量革命纪念馆出现，承担起政治使命的表达。它们将党的意识形态具像化，使参观者可以直接感知某段历史，从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强烈的政治文化认同。
1.话语构成体：争论和共同作用
纪念馆作为一种特定的空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话语的争夺。相比起语言运作的具体方式，参观者更关心话语在文化中作用。话语是构造有关一个特定话题的实践的方式。一组观念、形象和实践活动（或其构成体）为谈论一个特定话题，在本文中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提供与此相关的知识和行为。具体而言，这些话语的构成体规定了，如果涉及到社会活动，在一个特定的话题或场所的建构和实践中，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什么知识是相关的和真实的。话语在这里指称把意义、表象和文化视为构成性的任何途径[19]。相比起符号学，话语实践关心的是表征的结果和影响，强调表象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被放置的特定形式。
四、结语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借助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和托尼·贝内特的文化治理观念，对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设计和话语知识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纪念馆的意义生产和权力关系。研究以纪念馆的展陈和活动为依托，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探索了其从权力空间向公共空间的逐步转变，挖掘其背后的权力更迭和文化价值。从符号学和政治学两个方面，本文主要解决了三个研究问题。
符号学方面，中共四大纪念馆调动了怎样的表征形式，以实现意义的生产和建构？从四川北路公园的整体设计到主展厅的展陈设计，表征系统主要分为展品陈列、文本信息和视觉呈现三个方面。展品陈列方面，纪念馆通过桌柜、墙柜的主要展出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