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语言学论文，本文使用“言语景观”这一表述探究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语言生态状貌，基于语言生态伦理理论提出自律对策，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第1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
语言包含信息传递、人际交往两种社会功能。人类因生产活动差异形成不同社会，即不同领域。社会领域不同，语言生活也具有差异性。“语言生活指与语言相关的各种活动的统称，语言的学习与教育、语言在各种场合各个领域的运用、语言研究及其成果的开发应用等，都可归入语言生活的范畴。”①当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始转向语言生活管理，朝着建设城市语言文明新目标前进。现有文献表明，“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被称为语言标牌”②，在社会语言学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的语言符号使用的研究称作“语言景观”研究③。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新热点，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和探索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起，该领域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人们开始以“公共空间的语言标志”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1997）在《语言景观与族群语言活力——一项实证研究》中正式提出“语言景观”④。
2022年3月，武汉市发布《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凸显各区域发展特色”要求。历史文化街区是中国名城制度的特色，是展现城市语言文化与区域风貌特色的聚集地。语言景观规划是城市管理、语言服务的重要部分，在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打造城市名片、塑造城市文化风韵等方面起关键作用。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语言的生态面貌反映社会的生态面貌，语言的生态文明对社会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多是区域内的实证研究，研究对象是标牌上的具体言语成品及其权势表征。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尤金·奈达认为“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不是语言而是言语，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索绪尔将人类言语活动应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从历史上看，“言语”先于“语言”发生，是个体意志和智力行为的表现；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而贮藏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宝库，是潜存于每个大脑中的语法体系。”①语言景观研究聚焦于公共语言标牌上的言语成品，旨在探究创设主体的权势关系和身份认同，而言语成品是言说者利用语言规则表达其个人思想的具体实践。本选题认为，语言景观研究对象精确为“言语景观”更符合研究事实，以“言语景观”代替“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考察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的生态状貌。
1.2.2 研究意义
第一，探究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言语景观存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是创设主体的一种群体性认知物化，亚文化共存意味着不同群体在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上的碰撞。言语景观生态研究能反映言语景观族群记忆。
第二，为语言管理、规划，建设城市和谐语言生态环境提供学理支持及自律对策，提高全球化城市治理过程中语言互通服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第三，促进各文化背景下族群语言生活的自律意识与生态素养的培养，进而培养族群成为具有强烈生态伦理意识的“生态人”。在创设言语景观时，能沿着“律己-利己-益群”的路径发展，促使族群培育“律己德性”，走向崇高。
第2章 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考察
2.1 调查设计
2.1.1 调查对象
由前文可知，语言景观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以公共标牌上的言语成品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言语成品的语言文字使用特点及规律，进而探究该地区的语言活力及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语言权势、语言政策、民族认同感等问题，是研究一定区域内社会语言生态状貌的窗口。本文聚焦武汉历史文化街区，以构成历史文化街区语言环境的“言语景观”为调查对象。言语景观是公共语言标牌上的言语成品，是创设主体为表达某种思想或意志而说的“话”。创设主体即言语行为主体，言语成品即言语行为信息载体。根据言语景观主体性差异，可将其分为官方和私人言语景观：官方言语景观，即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街道名称、里弄名称、历史建筑信息牌、公益海报、户外标语口号、警示牌等，凸显官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私人言语景观，即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标牌，如店名、招贴广告、涂鸦等，是族群（亚族群）寻求身份认同的途径，具有亚文化特征。
2.1.2 调查范围
2.1.2.1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2002年以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其前身为1986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①。20世纪90年代后期，“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出现；2002年以新颁发的《文物法》为标志真正进入我国名城保护制度；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颁布，其中说明“历史文化街区”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②。
2.2 调查结果
武汉历史文化街区共5个片区，其中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区、青岛路片区、八七会址片区、一元路片区同属于汉口老租界风貌区，现属武汉市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昙华林片区隶属武昌老城区，是近代文教事业和革命战争的发源地、兴盛地，人文艺术场所林立。5个片区内历史建筑群落遍布，历史文化景观丰富，人流量大，现已成为武汉市商业经济发展和旅游文化活动的聚集中心。
本次实地调研收集照片约1965张，整理、筛选出重复和不清晰样本，最后共有1810个有效独立语言标识。言语景观作为语言景观研究的实际对象，其内部由语言文字符号或与非语言文字符号组成的言语成品释放、传递信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根据言语景观主体性差异，笔者将其分为官方言语景观：街道路牌、里弄名称、场所导览牌、警示牌、历史建筑标牌、户外标语口号、诗词书法楹联景观等，非官方言语景观以商企标牌、涂鸦、路边招贴等为主。
2.2.1 语言数量
Lai(2013)认为，按照标牌上出现语言的数量来判断单语、双语、多语标牌，将只出现一种语言的标牌看作单语标牌，出现两种语言的标牌看作双语标牌，出现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的标牌看作多语标牌。①基于此，笔者对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的语言数量进行统计分类，具体数据见表2-1。
第3章 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生态分析 .............. 24
3.1 语言内生态环境 .................. 25
3.1.1 街道名称 .......................... 25
3.1.2 历史建筑标牌 ........................... 31
第4章 言语景观失范动因及自律对策 ........................... 62
4.1 言语景观失范现象 ......................... 62
4.1.1 语言符号失范 .......................... 62
4.1.2 非语言符号失范 ......................... 72
结语 ..................... 80
结语
语言景观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其中，实际研究多以语言标牌上具体语言符号组成的序列为分析对象，而具体语言符号序列是语用主体利用“语言”这一工具而创造的言语成品。语言生态伦理理论强调国家、族群或个体语言人在习得、使用语言时表现出的自律意识。本文使用“言语景观”这一表述探究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语言生态状貌，基于语言生态伦理理论提出自律对策，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首先，运用实地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调查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区、青岛路片区、一元路片区、八七会址片区、昙华林片区等5个历史文化街区言语景观状貌，描写和解释武汉历史文化街区语言生态。考察显示，武汉历史文化街区官方言语景观分布场所广泛，非官方言语景观主要以商、企名称为典型；语种丰富，有汉、英、韩、日、法、俄、泰、土耳其、意大利、老挝语等语种；汉语单语模式、汉英双语模式占比明显偏高，多语模式涉及汉英韩、汉英日、汉英法、汉英俄、汉英法日韩等组合；汉语因本土母语优势，处绝对主体地位，英语是强势外语语种；言语景观符号组合方式多样、模态丰富，普遍存在多模态特征；五个历史文化街区内，昙华林片区言语景观繁体字分布最广泛，“再历史化”特征较其他片区更明显；其他四个片区，言语景观现代化与商业化表征明显，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存在“错配”现象。
其次，论文分别从语内、语外两个角度考察言语景观生态状况，基于场所符号学、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生态伦理理论，选取历史文化街区内语言单位明晰、内容丰富的典型言语景观进行语言特征分析。其中以街道路名、历史建筑标牌、户外标语口号、警示牌为官方言语景观代表，商店名称为非官方言语景观代表。调查发现，言语景观语内生态具有下列特点：街道路名由专名+通名构成，以三音节为主，通名“路”使用大于频率“街”，信息指示功能显著；历史建筑标牌，包含里弄建筑牌匾、历史建筑名牌、历史建筑信息牌、文物保护标牌四类，其载体材质以灰色椭圆形石板、黑色方形石板为主，言语成品通过阐述行为传递信息，场景化置放典型，但外语信息缺位现象尤其严重；户外标语口号音节数量丰富，标语口号尾部仄声调的使用数量大于平声调，“仄起仄收、平起仄收”韵律格式、偶句式表征方式、动宾、主谓结构符合交际双方语用需求，易于信息输出与接受；警示牌，通过视觉符号表征信息，礼貌、合作原则释放充分；商店名称，异语文字符号夹杂现象突出，店名组成方式多样，偏正结构店名占比较大，谐音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策略运用普遍。言语景观外生态系统的生态性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