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将数字经济视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关系深化的关键力量，探讨其对中国——东盟出口贸易效率的潜在影响，以期为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新的方向。
1绪论
1.1研究背景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时期，各项技术革命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并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线上应用潜力的全面释放，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已经深入到各个经济领域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和模式，重塑了社会治理的格局。
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成为具有重要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大国，各项指标均实现快速增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指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此外，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外贸顶住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进出口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全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1%，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然而，当前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增长动能减弱、出现滞胀趋势以及外需走弱，给我国出口带来了严峻挑战。
地理的临近、历史的交织以及共赢的憧憬，构筑了中国与东盟的桥梁。长久以来，这座桥梁不仅承载了双方货物的往来，更是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的纽带。当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这座桥梁愈发宽广稳固，预示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将迈向新的高度。《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提出，不仅是对未来的规划，更是对当前合作关系的强化。在这一愿景的指引下，中国与东盟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签署《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落实了双方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圆满达成，这些里程碑事件持续深化并加速了中国和东盟双边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一是拓展出口贸易效率理论的研究。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传统贸易的发展模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模式革新。本文将对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中国——东盟贸易效率做出一个全面客观的分析。本文以贸易效率理论为基础，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影响因素，深入剖析其对我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具体影响机制与路径，旨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出口贸易效率领域的理论体系。
二是丰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与核算方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和核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国在这一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通信院以及一些互联网公司都对我国乃至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做出了测算和评价。但是，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测度方法，测得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学术界对于如何客观地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争论。本文构建了一套能够客观衡量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基于此体系，本文将测算出来的结果纳入模型中并试图解释其对我国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为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相关领域的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1.2.2现实意义
自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三十年来，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16.5%，比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年均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2022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6.52万亿元，增长15%，占我国外贸比重达到15.5%，较2021年上升了1%。如今，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不可忽视的贸易伙伴。虽然我国外贸在近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仍存在一些系统性难题和外部挑战。内部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影响，我国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低价值产品为主，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愈发明显；对外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逆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频发。
2文献综述
2.1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研究
2.1.1数字经济的定义
自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数据处理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系统所能承担的极限。在这个变革的浪潮中，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应运而生，以惊人的速度进步。1996年，加拿大商业思想领袖Don Tapscott在其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中首次对“数字经济”一词进行了阐述，并详细分析了互联网是如何改变经济生态的以及企业如何借助新兴技术获得竞争上的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来加快经济的复苏进程。这场由数字化驱动的经济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它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数字经济的兴起，推动了信息共享、知识传播和创新思维的快速流动，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的路径。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由于数字经济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和技术发展的快速性，不同机构和学者对其定义和理解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第一，在探讨数字经济的构成要素方面，不同学者和机构给出了多样化的理解和分类。Mesenbourg（2001）将数字经济分为三部分：构成数字基础设施的硬件、软件、网络资源及人才；电子商务的互动流程；以及在线交易和商品物流的数字金融。尽管在具体应用和数据统计方面存在争议，但这一分类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基础框架。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2014年的报告中，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一个由数字技术推动，在各经济社会领域内进行持续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系统，并强调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核心技术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地，Bukht et al.（2017）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认为数字经济包括所有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的部门，而不仅限于依赖密集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这一定义扩展了数字经济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广泛应用”的标准尚缺乏统一的认识。
2.2关于贸易效率的相关研究
2.2.1贸易效率的测算方法
贸易效率通常被定义为实际贸易额与贸易潜力之比，其中贸易潜力指的是在理想条件下，贸易双方所能达到的最大贸易额。实际贸易数据通常可从官方渠道获取，而估算贸易潜力则需要依赖于精确的模型计算。因此，精确评估贸易伙伴间的潜在最大贸易额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为了探究这一目标，学者们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传统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这些方法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和技术手段，为深入理解和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理论支持。
第一，传统引力模型，首先由Tinbergen（1966）和Poyhonen（1963）提出。传统引力模型的核心假设是：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各自的经济规模呈正相关，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这一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Mohammad＆Ruhul（2011）利用此模型，评估了东盟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流量，揭示了双方贸易往来的潜在动力。Veronika（2020）则研究了文化差异对欧亚一体化国家间贸易流的影响，强调了文化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Ayuda et al.（2022）借助引力模型，分析了1994年至2019年拉丁美洲农产品出口效率的显著增长的原因。Zhang et al.（2022）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在可再生能源商品贸易上的互动。研究了区域内贸易协议、GDP对可再生能源商品出口的正面影响，以及关税和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此外，他们还探讨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出口方面的效率，发现中国和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出口方面表现最为高效，而孟加拉国效率最低。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引力模型在解释和预测贸易流量时，因其难以涵盖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复杂因素，其准确性受到了一定限制。为了克服这一挑战，学者们开始转向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该模型由Meeusen&Broeck（1977）提出，并由Battese&Coelli（1992）进一步发展，旨在提供一种更精确地估算贸易的最优水平的分析工具。Abdullahi et al.（2022）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及其效率，分析了2000至2019年间中国与其114个进口国之间的农产品出口。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一带一路”倡议、共同边界和中文语言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流动有积极影响，而人均GDP、货币贬值、距离和内陆位置则产生不利影响。王睿和张爱瑜（2022）利用该模型深入比较了亚洲主要经济体2000至2020年间的贸易效率。这一模型尤其适用于考虑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复杂因素。
3 理论机理分析 ............................. 14
3.1 数字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14
3.1.1 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 ............................ 14
3.1.2 数字经济的特征 ....................... 15
4 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现状 ...... 21
4.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