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中国的数字服务出口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同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产生的影响。
第一章导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在原有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涌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的数字产业，它们共同组成了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中国信通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中指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4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远高于GDP名义增长率，2008年至2021年的GDP占比已从15.2%增长到39.8%。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且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贸易方面，数字贸易体现了交易对象（如货物和服务）的数字化（Wunsch-Vincent，2006）[1]。其中服务的数字化扩大了服务的可贸易范围，数字服务贸易即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服务（Rhonda et al，2017）逐渐发展起来[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同比下降7.2%，服务贸易下降17.7%，在此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逆势增长1.6%。尽管经济大环境遭遇重挫，但在数据要素的加持下，数字服务贸易仍旧表现出增长势头，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在冲击传统领域的同时却加速了线下服务向线上的转变，互联网技术为服务数字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纵观近十年，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速超过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已成为助力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它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带动周边国家参与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国际协作的重要经济带。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贸易往来、投资建设等多个领域，例如《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协议，将旅游、电脑和相关服务、研发服务、商业服务等行业作为第一批合作重点。除了在“共商”领域达成的政策共识以外，在“共建”方面，信息服务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沿线国家数字化建设水平，开发新兴市场的巨大需求，从而促进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电脑和相关服务、研发服务、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合作有助于深化中国数字服务行业对国外市场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目前中国已与23个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涵盖电子交易支付、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谅解备忘录。此举能够从政策层面上扫除电子商务发展的阻碍，最大程度的克服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最先依托ICT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产业逐渐产生并迅速发展，由于信息化、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数字经济走入公众视野。Tapscott（1995）率先提出“数字经济”，解构了新技术与原有的公司业务融合、对产销造成影响的过程，预示现有产业追寻数字化之路的路径，还首次全面审视了数字时代下企业、社会和个人所要面临的威胁和挑战[3]。他首先肯定了数字经济对生产方式的渗透和赋能，将数字经济时代看作是将智能、知识和创造力相结合以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智能网络时代，认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这种变革也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自首次出现“数字经济”的概念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现阶段，学界关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等相关经济术语的概念仍旧缺乏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在相关文献和机构的分析中也会存在对同一名词做出不同解释的情况，因而在测度和量化方面也具有不同的标准，不利于后续的研究推进。究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尚未对数字经济及其相关的数字化进程具备详尽深刻的认识，这也反映出数字经济及技术的发展之快导致人们认识滞后，难以达成统一的衡量标准，从而在监管方面出现漏洞，数字经济发展的两面性随之撕裂，一方面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出现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数据安全性等问题给用户、企业和国家带来潜在危险。
尽管学界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范畴和内涵随着实践不断丰富更新，对数字经济陆续做出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从数字经济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和服务交易（OECD，2014）[4]，到数字经济是由数字化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业务和数字媒体三个方面构成（Barefoot et al，2018）[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从广义上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信息的所有活动，狭义上定义为网络平台的经济活动[6]。结合三者来看，数字经济的定义基本是对交易的手段或平台进行了限定，并未对交易过程的订购、支付和交付以及贸易双方和贸易标的作出进一步详细的区分。这种宽松灵活的定义方式兼顾了人们的共同认识且避免了过于收紧的范围，阻碍数字经济的向上发展。中国信通院在《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中给出了数字经济的最新定义，即以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作为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后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特别地，数字技术的应用主要降低了以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跟踪成本和验证成本五个方面为主的经济成本（Goldfarb&Tucker，2017）[7]；
第二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的现状分析
2.1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总体特征
2.1.1出口值增长快、份额低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对传统产业的赋能，贸易标的和交付方式也产生了更新迭代，数字服务贸易门类逐渐丰富，现已形成不容忽视的发展势头，助力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图2.1中可知，2005年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值为173.5万亿美元，至2021年已增长至1948.4万亿美元，16年间增长了十多倍。长期来看，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时期，中国货物出口增长率仅为3.6%，服务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数字服务出口仍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实现逆势增长7.5%。
2.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现状分析
由于上述分析中使用的UNCTAD数据库未涵盖双边贸易信息，无法区分贸易伙伴从而进一步分析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具体流向，为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情况，本部分将使用OECD数据库中的中国数字服务行业双边贸易出口数据，把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作为分析重点。
2.2.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值及份额情况
由图2.6可见，自2005年至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9-2013年和2017-2019年这两段时间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数字服务的增长速度之快尤为明显；然而，相对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值在中国数字服务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增长较为平缓，长期占比约为17%。总体而言，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总额以较快的速度逐年增长，但其占中国数字服务总出口的份额增长较为缓慢，这也反映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大而不优”，需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效应，有序扩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这也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一大突破口，从而有助于中国破解现有贸易瓶颈，在数字贸易领域把握竞争新优势。
第三章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理论分析............. 23
3.1 “一带一路”倡议下政策沟通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 23
3.2 “一带一路”倡议下设施联通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 24
3.3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心相通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 25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实证分析 ............. 27
4.1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27
4.1.1 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 ....................... 27
4.1.2 数据说明及来源 .................................. 27
第五章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进一步分析......... 35
5.1 异质性分析 ............................ 35
5.1.1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异质性分析 ...................... 35
5.1.2 “一带一路”邻近国家和非邻近国家的异质性分析 ................ 36
第五章“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进一步分析
5.1异质性分析
5.1.1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异质性分析
尽管已有丰富的文献论证了数字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数字化的传输方式使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削弱了地理距离对于贸易的影响（Cowgill&Dorobantu，2012；Gomez-Herrera et al，2014）[80,81]。但为了探明数字服务贸易是否能够彻底克服地理因素的影响，本部分将在地理位置的层面上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根据吕越等（2019）的做法，主要将处理组区分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邻近国家和非邻近国家进行研究[77]。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简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