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撤县设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重点梳理了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企业的出口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并从政府、市场两个角度为切入点，探究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企业出口的作用路径。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行政区划改革，是塑造区域利益格局的有效途径，自20世纪末起，我国经历了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如撤县设市、省直管县、撤县（市）设区、增设行政区和建制升格等等。其中，1990年代，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国范围内的“撤县设市”拉开序幕，县级市的数量从改革开放之际的92个迅速增长至1996年的445个，但短期数量的扩张无法真正实现城镇化水平的跃升，由于出现“建制城市化”、“城不像城”等问题，中央在1997年下令叫停“撤县设市”，为缓解县市矛盾，撤县设区改革随之而来。
与县改市不同，撤县设区实现了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有利于更大范围的集聚经济的形成，自2000年以来，撤县设区作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在2000-2004年、2014-2015年先后掀起了两轮撤并高潮，时至今日，撤县设区仍在陆续进行。根据民政部数据披露，2001-2019年全国累计发生撤县设区案例193次，占区划调整总数的43.5%，甚至有部分省会城市目前已不存在县或县级市，如南京、武汉、广州等。撤县设区政策的效果及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议题涉及人口集聚（唐为和王媛，2015）、城市经济增长（李郇和徐现祥，2015；卢盛峰，2017）、产业空间结构（庄汝龙，2019；赖思振，2021）、企业生产率（唐为，2019；郝闻汉等，2021）、税收补贴（范子英和赵仁杰，2020）等众多方面，涵盖多层面的探讨。
由于企业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集合空间（邵朝对等，2018），撤并城市带来的政府层级关系变动以及更快要素扩张将直接或间接传递至企业层面，牵动企业的利益网络调整，激励企业改变行为决策，对微观主体产生影响，本文研究聚焦于政府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出口活动上。我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贸易伙伴遍布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2808.4亿美元提升至2010年的近3万亿美元，在2022年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达59.8万家，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
1.2 研究意义
撤县设区的推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寻求市与县所属地域范围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双赢、共赢，创造城市的新增长点。本文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并以1998-2008年期间经历过撤县设区改革的企业作为处理组，致力于研究撤并政策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因果效应，探讨对不同地域位置和性质的企业影响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县域改革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一方面，目前学术界对撤县设区政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人口集聚、产业空间结构等省市级层面，对于微观层面的探讨较少，尤其是对企业出口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企业出口绩效的政策冲击研究，大多围绕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政策，鲜少有文献将撤县设区等大范围的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验作为切入口的。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拓展相关研究内容，推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撤县设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撤并脚步仍在继续，研究该项“强市弱县”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对企业出口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以及通过何种渠道产生影响等问题，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该项政策对微观主体的冲击作用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今后撤县设区的推进强度和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制度背景及政策研究
2.1 中国行政区划的等级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有着不同的重点和目标，从早期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改革，如大区建制的废除、省区的撤并重组、建制市的调整等，到后期的撤县设市、城镇型建制的大量增设等更加侧重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变革。 由于“市县分治”的区划体制下，城市与农村存在明显的经济模式的分化，扼杀了区域之间的协同效应，阻碍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1982年中央开始试行“市管县”模式，并逐步推广至各地，“撤地设市”后诞生了一批中心城市，由此改变了“中央-省-县（县级市）-乡（镇）”四级行政结构，确立了从最高到最低层级依次为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政府（包括市、地区、自治州、盟）、县级政府（包括县、自治县、自治旗、县级市和市辖区）的五级政府层级结构，如下图 2-1所示，并延续至今。
2.2 县与市辖区的差异
在政府的层级结构中，县（县级市）与市辖区均归属于县级层面，具有相同的行政地位，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市辖区，城市的重要构成和区域经济繁荣的枢纽，是一个地区或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的分支。区政府是地方政府的机构，负责执行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另一方面，县（县级市），一级行政机构，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有高度的自治权，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
从财政层面来看，县比区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该部分收入的稳定性较高，在现行体制下，县级财政收入需要与上级政府分享税收收入，即下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并非实际可以动用的资金，而是应当扣除上解上级支出等，相比于区，县级政府通常能够获得更高比例的收入分成。非税收入包括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罚没等各种非税项目，该部分收入的波动相对较大。此外，在财政支出方面，区的自主权也不如县（县级市），县（县级市）能够独立决定辖区内的财政计划内容，在合理范围内自由适用政府收入，市辖区则由地级市政府直接统筹安排。
3 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 10
3.1 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研究............................. 10
3.1.1 宏观层面 ................................ 10
3.1.2 微观层面 .......................... 11
4 撤县设区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18
4.1 研究设计和变量选择 ............................. 18
4.1.1 实证模型 .......................... 18
4.1.2 变量与数据 ................................. 18
5 撤县设区对企业出口的机制检验 .............................. 31
5.1 政府偏袒与企业税负补贴 ................................ 31
5.1.1 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 31
5.1.2 微观层面 ............................ 32
5 撤县设区对企业出口的机制检验
5.1 政府偏袒与企业税负补贴
本文的基准回归发现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对于改革县域企业的出口表现有显著负向影响，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那么撤县设区政策到底是通过何种渠道最终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对此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本节，我们将从政府角度切入，研究撤县设区改革是否真的影响了企业出口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企业在失去县域政府的政策偏袒后是否真的导致企业在税负、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待遇发生变化，最终恶化了企业的出口状况。
5.1.1 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本文参照基准回归的多期DID模型，一方面着眼于微观层面，研究企业出口在经历撤并改革后政策待遇方面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补贴收入。回归模型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保持了与基准回归的一致性，在此不再赘述和列示，并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另一方面着眼于县域政策层面的变化，主要考察县级政府转移支付、基本建设支出。模型中的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eszjzzb）、农村人口占比（ncrkzb）、人均GDP（preGDP）、农林牧渔人口占比（nlmyrszb），如下表 5-1所示。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撤县设区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重点梳理了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企业的出口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并从政府、市场两个角度为切入点，探究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企业出口的作用路径。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本文构建了多期DID模型，以企业出口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将1998-2008年期间经历了撤县设区改革的企业样本设为处理组，没有发生改革和发生但尚未经历改革的企业样本作为对照组，以此考察政策影响，其次，本文进行了溢出效应、反事实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并从地区、所有制、融资约束异质性三个方面拓展研究内容，增加了结论的广度，最后，进一步研究了撤县设区影响企业出口的实现路径，着眼于政府偏袒削弱带来的企业出口政策环境变化和地区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扭曲程度的变化，提升了结论的深度和可靠性。本文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出口绩效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县级层面经济变量后结论依旧负显著，考虑到政策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了对改革县域周边地区的影响后，仍然可以得到撤县设区恶化了企业出口表现，可见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第二，撤县设区政策对于企业出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