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聚焦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并做了较为丰富和全面的实证工作进行检验。
1绪论
1.1研究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力实行着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贸易强国位置也日益巩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服务业开放是关键一环。对于制造业生产来说，服务业也是关键投入（Francois&Hoekman，2010；Arnold et al.，2016），且服务业中间品比重在持续上升（江小涓，2011）。但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开放节奏始终慢于制造业。为保护我国较为脆弱的服务业，过去我国服务业鼓励外资参股的政策非常有限（江小涓，2008），但这也客观上导致了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低下，技术进步缓慢。而制造业的升级需要依靠配套的服务业中间品，因此服务业发展的落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高。而短期内如果允许更多服务业外资参股，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则非常有助于服务业中间品市场的完善（Hoekman et al.，2007；Hoekman&Mattoo，2011；江小涓，2011）。
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必然的趋势。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正式公布，我国服务业开放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改革的关键在于逐步放宽外资入企所占股份的比例，并明确鼓励部分外资参股我国服务业（Hoekman et al.，2007）。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59801.9亿元，同比增长12.9%；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达到41.8%，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已增至52.8%。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在制造业生产活动与服务业开放关系的研究中，大多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率（侯欣裕等，2018）和出口规模（Bas，2014；孙浦阳等，2018）等因素，针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且切入视角多为制造业服务化投入（王思语和郑乐凯，2019），并且尤其缺乏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支撑。本文从服务业中间投入的角度考察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服务业开放的政策量化指标而非贸易量指标，关注企业微观层次而非行业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以投入-产出机制为基础，结合中国服务业开放政策量化构建了服务业开放指标，探讨了服务业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国服务业开放的研究层面，丰富了研究视角。
第二，本文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探讨了内部传导机制和影响机制，并从服务要素类型、细分服务业等角度检验了异质性，为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例证。
1.2.2现实意义
本文结论为新时期中国推进服务业开放，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并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第一，为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在不断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有效融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差异化影响。而推动我国企业的出口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则是推动我国“双循环”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本文基于我国实际问题，以政策文件为根据量化计算服务业开放指标，并深入探讨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本文为我国对外贸易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提供了新方向，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2.1关于服务业开放的相关研究
2.1.1服务业开放的测度方法
服务贸易的无形性、生产和消费不可分离性、不可储存性等特点，造成了限制服务贸易的方式具有强隐蔽性、灵活性且难量化性。这也使得各国服务贸易的限制方式较为多样，准入资格限制、歧视性政策、竞争壁垒、限制股权比例等都是较为常见的服务贸易壁垒。
一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测量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因此对服务业开放进程的精确计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研究中较为代表性的服务业开放测度方法主要有实际开放度、政策开放度等。
服务业实际开放度指通过服务进出口额、FDI等指标来间接衡量服务业开放程度。吕刚和林佳欣（2019）通过计算国际收支和国外分支机构两种统计口径下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服务贸易GDP比重，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量化方式；也有学者在研究地方服务业开放时，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代替服务贸易出口额进行分析（申明浩和刘文胜，2016）；另外，还有研究从服务业进口和出口指标来进行测算，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分别代表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该指标与服务业开放程度成正比（陈明和魏作磊，2018a）。总的来说，服务业实际开放度数据较为可得，但由于服务进出口额、外资流入等数据可能本身就与服务业开放度有关，笼统以此类数据测算服务业开放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相较于利用服务业实际开放度指标，从政策视角量化服务业开放更具客观性。世界经合组织发布的服务业限制度指数评估了各国的贸易政策，服务限制指数越大则对外开放程度越低（Renaud et al.,2013），但该方法也存在着覆盖面狭窄等缺点。
2.2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中，产品升级即企业生产出具有差异化设计和高技术含量产品以保持盈利的活动（卢福财和金环，2020）。产品升级又可以按照维度不同分为横向和纵向升级。横向升级常用技术复杂度表示，侧重于产品技术含量的计算（刘维林等，2014；李俊青和苗二森，2018）。而纵向升级多用产品质量表示（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张明志和季克佳，2018；苏丹妮等，2018；卢盛峰等，2021）。
从微观角度来看，出口产品质量可以反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衡量企业出口是否跳出了数量竞争跃升至质量竞争层面（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在宏观层面，则能够体现一国生产力和发展潜力（Feenstra&Romalis，2014）。
2.2.1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
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不少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较为多样的测算方法。早期研究中多从价格角度出发，认为产品价值与产品价格成正比，将产品单位价格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李坤望等，2014），但此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成本信息等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造成测量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倚。
在价格方程中剔除成本等非质量信息，即运用直接估计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Feenstra&Romalis，2014），但此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可行性较低。在此基础上，Hallak&Sivadasan（2009）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质量信息，提出了逻辑更为清晰且可操作性更强的方法，即对于价格相同的两种商品，市场销量越好的质量越高。此方法当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还是相对较为粗糙，难以刻画企业层面数据。
3 典型事实 ............................ 15
3.1 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典型事实 .................... 15
3.1.1 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制度背景 ................................ 15
3.1.2 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分析 ................... 18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6
4.1 服务业开放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基础 .................... 26
4.2 影响机制分析 ......................... 28
5 实证分析 .......................... 31
5.1 数据来源 ................................ 31
5.2 变量构建 .............................. 32
5实证分析
5.1数据来源
以下为本文的数据来源：首先，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数据来自2001-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次，为计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使用了2001-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此外，本文引入相应年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来评估我国服务业开放影响指数；最后，本文采用了200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来进行权重的设置。
2001年中国加入WTO，降低了我国中间品进口关税，还提升了我国贸易政策的确定性，推动我国贸易进一步走向自由化（周茂等，2016；Brandt et al.,2017），为避免上述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决定将初始年份设定在2001年；同时，因为自2012年后，中国工企数据库版本不一致且数量众多，使得信息可信度下降，不利于做出准确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放弃继续使用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
本文对中国工企数据库做如下处理（Cai&Liu，2009）：
（1）剔除企业从业人数少于8人及缺少主要指标信息的样本；（2）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删除存在异常财务数据样本。如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的企业；（3）删除其他含有异常数据的企业。例如营业开始月份大于12的企业。本文对海关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缺失重要信息样本；（2）剔除单笔贸易价值量不足50美元或数量单位小于1样本；（3）保留同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