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梳理了相关文献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后，将产业集聚纳入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研究框架。以中国城市数据和出口数据测度了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凭借生产要素丰裕、要素成本低廉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自2001年末加入WTO以来，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并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是，受产业基础薄弱、产品核心技术缺失和企业发展资金欠缺等短板的影响，中国依然存在着“低端锁定”、“大而不强”等问题。虽然中国贸易总量很高，但出口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远不如欧美国家，且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一个中低端的位置。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忧外患，发达国家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以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国家也积极利用其劳动力低廉优势承接相关产业。并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降低，人口老龄化日渐严重，内部压力逐渐提升。在这种情形下，如何通过积极创新发展，提升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一个倍受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国内产业集聚也迅速启动。各类产业园区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外部性理论，相同类型的企业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集聚，带动了资本、劳动力和各类生产要素的集中。园区的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政府也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不断吸引更多相关企业的集中，利于地区整体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传播，提升整个地区的出口产品竞争力。
然而，在GDP锦标赛思维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增长，伴随着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率低下等相关问题。2020年环境公报显示，在2020年里，有13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不达标的比例高达40.1%。环境污染降低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给中国造成了约占GDP的8%-15%的经济损失。除此之外，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了地方产业集聚的发展，一方面，环境变化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失并使工人的劳动效率降低，不利于工业园区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的污染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支出增加，环境要素作为生产成本之一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市场利润，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企业选址，对地区产业集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发展绿色清洁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1.2 研究意义
本文在归纳了相关文献后，厘清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分析了产业集聚的中介作用。然后，从城市数据出发，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针对理论假说构建了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2.1 理论意义
本文从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出发，充分归纳现有的研究成果，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集聚、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并探索性地研究了产业集聚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过程中存在的非线性中介传导路径。一方面，本文将环境因素考虑为影响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为解释中国产业集聚的变化情况提供了一种思路，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另一方面，本文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如何影响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产业集聚在其中存在的中介效应的研究，丰富了当前对“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的验证思路，完善丰富了相关理论的联系渠道，能够促进地理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研究，对于完善环境规制相关理论研究，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2.2 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企业排污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本文利用城市数据和出口数据，测算了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构建了2003-2015年186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复杂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对三者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分析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如何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合理利用产业集聚空间外部性，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目标。其次，通过分析在不同产业集聚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为政府因地适宜地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状况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完善政策实施效果的考察，进而引导企业创新，提升地区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一定的依据。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环境规制
工业的粗放式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了重大威胁，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征收环保税、设定排放权等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企业的污染排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规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环境规制的定义和研究不断被学者们深化。张红凤（2008）最早将环境规制定义为一种社会规则，是政府通过设置排污标准来限制企业污染排放，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各种约束性手段（赵玉民等，2009）。进一步地，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将政府针对市场运行规律实施的激励性政策和环境保护协议归入环境规制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环境规制的定义逐渐完善。环境规制被定义为一种政策集合体，是政府部门为了保护环境所实施的各种通过提高标准、限制企业行为对企业生产成本造成影响进而减少污染排放的一系列政策、协议的集合（钟茂初和姜楠，2017；宋德勇和赵菲菲，2018）。结合已有文献对环境规制的研究，本文将环境规制定义为，政府部门为了克服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题，通过颁布政策条令、签订环保协议等方式限制企业的污染排放，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的一系列约束性手段。
2.1.2 产业集聚
19世纪初期，产业集聚现象最先出现在制造业、钢铁业等产业的地理集中的过程中。Marshall（1890）最早将这种，特定产业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定义为产业集聚。Marshall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外部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主要有三个角度：第一，集聚现象使企业间展开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第二，利于搜集各式的技术人才，形成丰富的劳动力市场；第三，促进了技术和经验的流动。随后，Weber（1909）在其代表《工业区位论》中从运输、劳动力、生产要素等方面解释产业集聚现象形成原因，认为企业在最初建立时会考虑到生产的人力支出和交易的运输支出，进而影响到企业建厂的区位选择。新经济学派的克鲁格曼（Krugman, 1991）认为产业集聚受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在空间集中的向心力和导致企业分散的离心力两种作用的综合影响。向心力的产生包括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离心力有市场挤出效应，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或集中。
2.2 相关理论
2.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90年，Grossman & Krueger在研究多种污染物质排放和人均收入变化间的关系时，发现了大多数污染物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倒“U”型变化关系，这种倒 “U”型变化关系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收入的追求高于对自然环境质量的要求，为了获得物质财富，愿意接受相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在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张中，消耗了更多的资源且排放了更多的污染物质，使得人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而随着工业发展的进步，人均收入逐渐提高，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个转折点后，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追求超过了收入，更多的居民为了环境质量去放弃收入，最终使得环境质量逐渐提高（Bilgili et al., 2016）。学者们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做出了检验，陈向阳（2015）检验出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收入间呈“N”型变动趋势。李健和周永恺（2020）也在对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与人均GDP的研究中检验出倒“N”型关系。也有学者在以硫化物和二氧化碳作为研究对象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Perman & Stern, 2003）。余泳泽和尹立平（2022）指出，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指标检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污染物指标和样本的选择。
2.2.2 污染避难所假说
环境规制的另一个重要假说是“污染避难所假说”。Walter & Ugelow（1979）提出，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国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同，发达国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为了限制企业污染排放，政府往往会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导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环境成本增加。为了规避环境成本，企业选择将企业向环境规制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迁移，使得这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居民对环境质量要求不同，对发达地区来说，居民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会使得政府出台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来保护环境，而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会通过降低当地的环境政策的强度，来吸引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Copeland & Taylor（1994）以南北半球代表不同的国家，构建了南北贸易模型，发现如果存在环保税，高环境规制水平国家的环境敏感性企业会向低环境规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污染避难所”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第三章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分析 .... 16
3.1 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