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护理论文，本研究关注的是早产儿矫正胎龄40周、矫正月龄1月龄、矫正月龄3月龄三个阶段的母亲育儿压力现状母亲育儿压力水平，将调查时间窗前移，且研究设计是纵向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具有创新性。
一、前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环境因素、社会压力、经济文化、职场压力、高龄产妇等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国内外的早产儿出生率不断升高。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2年发布《全球早产儿报告》[1]显示，早产的发生率为10%；2019年一项系统评价[2]显示，早产发生率为10.6%。我国2015～2016年早产儿发生率在6.7%～7.3%之间[3]，2019年发生率为6.9%，早产儿绝对数量居世界第2位[2]。
国内多中心研究[4, 5]发现，随着胎龄增加，早产儿存活率呈上升趋势，但存活的部分早产儿仍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研究发现[6]，早产儿的脑瘫、认知功能障碍及视听障碍发生率分别达到10.0%～15.0%、35.0%～52.0%、10.0%，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学习及社会融入等功能。早产的相关并发症也是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7]，给养育早产儿的家庭带来很大的挑战，也让直接承担照护任务的早产儿母亲内心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鉴于此，国际组织先后提出促进早产儿母乳喂养行动倡议[8]，家庭参与式照护模式[9]以及早产儿保健的建议[10]。我国政府发布了早产儿保健工作规范[11]和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12]，旨在通过指导母亲掌握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养育水平，规范早产儿营养和发育促进，改善早产儿近远期健康状况，减轻母亲养育压力。
早产对母亲而言是极大的冲击，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首先，母亲分娩后受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节功能紊乱的影响，容易出现悲伤、沮丧、焦虑，甚至抑郁等负性情绪[13]，40%～45%的早产儿母亲存在焦虑和抑郁症状[14]。其次，早产儿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并发症、家长对预后的担忧、高昂的住院费等因素，也给早产儿母亲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15, 16]。第三，国内大部分NICU封闭式管理模式导致的母婴分离状态也是早产儿母亲负面情绪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母婴分离使母亲缺乏育儿知识、技能和心理准备，约有90%以上的母亲在早产儿出院后存在应对能力低下的问题[17]。
1.2研究目的和内容
1.2.1研究目的
（1）本研究以心理应激理论为基础，持续追踪早产儿在矫正胎龄40周（T1）、矫正月龄1月龄（T2）、矫正月龄3月龄（T3）三个阶段的母亲育儿压力现状，比较早产儿母亲在不同的时间点育儿压力水平的差异。
（2）分析早产儿母亲照护能力、家庭关怀度、共同养育等因素与母亲育儿压力的相关性，分析不同时间点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1.2.2研究内容
（1）以心理应激理论为基础进行文献回顾，了解影响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相关因素，完善调查问卷内容。
（2）实施调查：建立早产儿母亲电子档案，在T1、T2、T3三个时间点进行调查，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过渡期早产儿父母照护能力评估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共同养育量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在新生儿随访门诊对早产儿母亲进行问卷调查。
（3）分析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以及不同时间点育儿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设计，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08月至2022年11月在广西百色市某三甲医院新生儿科治疗的早产儿的母亲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筛选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早产儿及其母亲，向研究对象解释本研究的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早产儿矫正胎龄40周、矫正月龄1月龄、矫正月龄3月龄三个阶段，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新生儿随访门诊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
2.1.1纳入标准
（1）早产儿母亲分娩的婴儿胎龄＜37周，出生体重＜2500g且出生后在新生儿科住院治疗的早产儿； （2）早产儿母亲意识、认知清楚，具备基本的读写和沟通能力，会使用微信； （3）早产儿出院后主要照顾者是母亲； （4）早产儿母亲已达法定年龄，且婚姻合法； （5）早产儿母亲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2.1.2排除标准
（1）早产儿患有遗传代谢性疾病或先天畸形如膈疝、先天性心脏病等； （2）早产儿在调查期间出现再次入院或者死亡； （3）早产儿母亲患有重大疾病如恶性高血压、恶性肿瘤等； （4）早产儿家庭3个月前至调查期间发生有其他重大负性事件； （5）早产儿母亲在调查期间离异； （6）中途退出本研究者。
2.3研究工具
2.3.1一般资料调查表（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一般资料问卷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早产儿和早产儿母亲一般资料。早产儿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出生胎龄、出生体重、1分钟Apgar评分、体重追赶性生长情况共5项。早产儿母亲一般资料包括母亲年龄、分娩方式、孕期妊娠合并症、育儿经验、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家庭照顾类型共8项。
2.3.2过渡期早产儿父母照护能力评估量表
该量表由赵晓雯于2020年编制[41]，用于评估过渡期早产儿父母照护能力。量表包含照护知识、照护态度、照护技能、社会支持4个维度共35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分别计分5、4、3、2、1分，量表总分为35～175分，分数越高代表父母照护能力越强，该量表S-CVI值为0.975，Cronbach's α系数是0.955。本研究使用该量表评估早产儿母亲的照护能力。
2.3.3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AP-GAR）
该问卷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Smilkstein等[42]根据家庭功能特征编制，1995年由吕繁等[43]引入我国并汉化，适用于主观评价自身家庭功能满意程度，包括家庭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等5个条目。问卷使用Likert 3级评分法，选项“经常这样”、“有时这样”、“几乎很少”分别记2、1、0分，总分0～10分，其中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该问卷重测信度为0.80～0.83，效度为0.80。本研究使用该量表评估早产儿母亲的家庭关怀度。
三、结果 ................................. 20
3.1 研究对象问卷完成及失访情况 ...................... 20
3.2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描述性分析 ..................... 20
四、讨论 ...................... 36
4.1 早产儿母亲三个时间点育儿压力及相关因素变化趋势 ............ 36
4.2 早产儿母亲T1T3 时间点育儿压力影响因素变化分析 ............. 39
五、创新与不足 .................... 45
5.1 研究的创新性 ........................ 45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45
四、讨论
4.1早产儿母亲三个时间点育儿压力及相关因素变化趋势
4.1.1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水平随时间变化逐渐下降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得分在T1～T3时间点分别为106.87±13.70分、99.05±12.39分、94.51±6.54分,3个时间点育儿压力得分最高是T1点即矫正胎龄40周，随着育儿时间的延长育儿压力水平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3个时间点的育儿压力得分均大于90分，根据育儿压力等级划分标准，整体仍属于高压力水平,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指导。在T1～T3时间点育儿压力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与段旭峰[53]的研究结果一致，在T1～T3时间点育儿压力各维度中得分最高的始终是育儿愁苦维度，得分最低的维度是亲子互动失调，这个结论与姚莉莉[39]的研究有较高的一致性。
本研究在T1时间点母亲的育儿压力水平最高，在T1～T3时间点育儿压力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早产儿各器官发育不成熟，在NICU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时期，即使达到出院标准，但他们仍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婴儿，出院后早期存在着对外界适应性差、呛奶、误吸、喂养困难等问题。承担照护任务的母亲对于如何抱早产儿、换尿片、沐浴等育儿知识感到无助，由于早产儿含接乳头能力弱、吸吮能力差，母亲不能顺利对孩子进行亲喂，也不会判断早产儿的吸吮是否有效、是否吸吮到母乳、摄入的量是否足够等信息而感到不安，使得母亲的养育行为一开始处于矛盾和混乱的状态，此时产生的育儿压力是最大。随着早产儿的不断长大，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母亲照护技能得到不断提升，其育儿压力会逐渐下降。
结论
1.早产儿母亲三个时间点育儿压力得分均处于高压力水平，在矫正胎龄40周育儿压力得分最高，矫正月龄3月龄育儿压力得分最低。
2.早产儿母亲三个时间点的育儿压力水平与母亲照护能力、家庭关怀度、共同养育均呈负相关性。
3.T1时间点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主要影响因素是：早产儿出生胎龄、出生1分钟Apgar评分、母亲育儿经验、母亲照护知识、配偶相互支持。T2时间点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主要影响因素是：早产儿出生胎龄、出生1分钟Apgar评分、体重追赶生长情况、母亲照护知识、照护技能、配偶相互支持。T3时间点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主要影响因素是：早产儿出生胎龄、体重追赶生长情况、母亲照护知识、照护技能、配偶相互认可。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