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好人文化”体现了梁晓声在文坛始终不变的使命坚守。他自觉承担起传递人文关怀、推动道德重建的文学使命，将优秀文化基因的寻觅与现代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实现了“文以载道”传统路径的当代诠释。
第一章“好人文化”的创作动因
第一节商品经济发展下的文化忧虑
力倡“好人文化”是梁晓声体察时代脉搏、洞悉社会精神走向后作出的自觉选择。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以饱含理想主义光辉的笔触在文坛崭露头角，其笔下的知青形象积极昂扬、坚韧向上。那些厚重的长篇书写，勾勒并颂扬了知青群体在逆境中应当葆有的精神高度与人格光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早期探索，埋下了他日后呼唤“好人”的种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浪潮席卷而来，社会价值观念面临剧烈震荡，梁晓声怀着深切的忧患，频频在各类杂志专栏、深度访谈以及思想随笔中，反复提及“好人”这一朴素的概念，甚至萌生了创办好人杂志的构想。他试图在价值迷惘的时代洪流中，重新确立一种温暖、坚实、可感的道德坐标。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更以其独特的社会语境和精神困境，催生并赋予了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这一重要理念的历史契机与思想土壤。这既是他对时代症候的敏锐回应，也是其人文理想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延展与深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贫富差距过大、制度混乱、腐败泛滥等。由此，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社会层面对实用主义与物质利益的追求。梁晓声也敏锐地察觉到：“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入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①对金钱的追捧迅速腐蚀到文化层面，首先是传统的人际关系受到冲击，功利性的追求使人性淡漠，拜金主义、道德失落等现象层出不穷。其次，市场化经济浪潮也加速了文学世俗化与市场化的发展。知识分子们出于对自身生存与社会中种种道德堕落现象的担忧，掀起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面对商业化的时代，梁晓声意识到了商业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他将商业时代看作中国新娶的新娘，并认为中国与商业时代相结合的结果预期是喜忧参半的。但他肯定了中国进入商业时代的必然性，“一切国家，无论奉行怎样的主义，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最终都是要与‘商业时代’‘结婚’的。”②此外，作家察觉到了文化的溃败之势，并认为我们中国文化缺少对人性善的教育，缺少文化自觉促进商业时代的理性发展，进而提出我们“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③的必要性。
第二节人生经验中奉行的良知圭臬
“好人文化”并不只是出于作家对社会现实与文化的考量，也沉淀了作家一直以来秉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如梁晓声所言：“希望好人在身边，自己首先要做个好人。”①他将自己人生经验中逐步确立的标准用以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作为考量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标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孜孜不倦地播种“好人”的种子。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总会兴趣盎然地提及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读书。读书不仅是他的爱好，也成为了他的习惯。他最先阅读的是欧洲名著，由此了解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并深深地被他们作品中人道主义的至善之光所震撼。作家坦言，这些欧洲名著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像种牛痘一样种在我心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②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理想由此成为作家不断去书写好人的动力，对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作家的人生经验中对于“善”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亦是促进作家形成“好人文化”命题思索的源头之一。
一、成长经验中淬炼的“好人”品格
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中学时代，还是他成为兵团知青，又或是大学毕业、工作所在的北影等这些作家成长的印记中，都留有“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责人宽、克己严”③等字样的评语，足可见作家在为人处世方面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他严肃地写道：“我看重‘正直、正派、真诚’这样的评语，胜过其他一切好的评语。这三点乃是我做人的至死不渝的准则。”④梁晓声处处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并贯彻于自己的成长中。
第二章“好人文化”的内蕴阐释
第一节“好人文化”中的“君子”品格
梁晓声书写的“好人文化”内涵的第一个维度指向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人格理想的坚守和传承，具体体现为个体对人格境界的追寻，即“君子”品格的追求。“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②所谓“君子”，在古代最初是指出身高贵，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在《论语》中君子一词频繁出现，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是对君子的日常行为与学习态度作出约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对君子的自律提出要求；“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君子的志向与追求定位等等。如此，“君子”一词具有了道德属性。在孔子的论述中，“君子”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人格追求，涵盖行为上的克己复礼、为人处世的仁爱与诚信、价值追求上的舍生取义，判断上的理性与原则等方面，它们融合在个体生活中，不可割裂而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梁晓声的“好人文化”思想逐渐成熟，作家曾言自己“好人文化”的理念全盘地投射到了《知青》这部小说。而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三卷本长篇巨著《人世间》也被视为“好人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我和我的命》这部长篇小说则将视角投射到个体命运的关怀上，具体分析“好人”的成长轨迹与“好人文化”的现实影响力。这三部小说出版时间也是由远及近，线性地呈现了作家对“好人文化”书写的坚持与意义上的延伸与拓展。总观这三部长篇小说，作家的笔触细沉于民间，如：《知青》重于展现北大荒的兵团知青与陕北坡底村插队知青日常的生产建设；《人世间》将视角聚焦于北方A市共乐区光字片的周家。《我和我的命》关注的则是一个普通女孩的人生命运。因此，小说中刻画的“好人”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君子”品格中的仁义礼智信，也融合了民间认同的的道德标准，“好人文化”中的“君子”品格也更具现实性。“君子”品格指向个体行为，而个体行为辐射于生命的不同体验中。因此，本文从梁晓声笔下“好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三方面去考察他们身上展现的“好人文化”的具体内涵。
二、仁爱孝悌：民间伦理下的人际法则
孔子思想中士大夫的“君子”品格，核心思想是仁爱。《论语》中言：“仁者爱人”，即善良仁爱的人需要有一颗推己及人的爱人之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是讲孝顺父母，兄友弟恭，正是仁爱思想的本义所在。梁晓声笔下“好人”的仁爱之心便体现在对友情、亲情、爱情等人间真情的经营上。梁晓声是一个非常珍视民间情感的人。他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①他将具体的人置于社会联系中考察，实际上是将“好人”的标准与其人生责任的承担相联系起来。在民间的众多感情中，梁晓声着墨更多的是亲情和友情。
梁晓声将亲情视为人生的福分和责任。在《兄长》一文中，他遗憾于父母的早逝，便将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的照顾作为一种义务和责任，他觉得自己如果没为兄长做些什么，“我想，我心的亲情伤口怕就难以愈合了。”②或许正因如此，他将美好的亲情作为小说中“好人”成长的养分，将亲情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如在《知青》中，赵天亮为了帮助哥哥赵曙光实现当年想来北大荒的誓言，毅然放弃做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的机会，报名来到北大荒。每次听闻哥哥有困难，都第一时间去哥哥所在的陕北农村帮助哥哥解决困难。赵天亮对亲情的维护已成为一种本能。《人世间》中的周家三兄妹也是相互理解彼此的不易，感情非常融洽。周秉义得知妹妹周蓉为爱选择了去贵州山区，在全家反对的情况下，他理解妹妹：“那我这个哥哥，也只有祝福自己的妹妹了，但愿她所信仰的那种爱情，能够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挚。”③他也深知妹妹境况的不易，定期给她汇款。弟弟周秉昆身陷监狱时，考虑到弟弟沉重的家庭负担，他第一次破格为弟弟的儿子周晓聪安排了工作。而周秉昆，为了帮助哥哥开发新区工作的顺利推进，成为第一家入住新区的业主。周家三兄妹都在为彼此分担心灵最脆弱之处，在这种温暖亲情中滋养的周家三兄妹，都懂得维护公平正义，体察世间冷暖。
第三章“好人文化”建构中的艺术匠心.................................40
第一节长篇建构中的体式安排.....................................40
一、“编年体式”铺陈：现实中“好人”理想的表达..............41
二、“传记式”写作：全方位呈现“好人”的成长................43
结语................52
第三章“好人文化”建构中的艺术匠心
第一节长篇建构中的体式安排
在梁晓声的作品谱系中，他创作了将近三十本长篇小说。正如他所言，他除了书写工人、干部、知青、留城子女、学生等形象外，还要书写的是时代本身，而“要抒写时代本身的变化，非写几个十年不可；因为中国之发展变化并不是在一个十年内一蹴而就的。凡四十年中，前十年与下一个十年不可能不部分重叠，此中有彼，彼中有此。”①由此长篇体制作品成为梁晓声创作中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其众多的长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作家刻画时代与社会所作出的种种尝试和创新，如：《知青》《年轮》《返城年代》《雪城》《人世间》等都是按照历史事件脉络，呈现一定时期内较为完整的社会图景等，构建了类似编年体史书的架构形式。而《我和我的命》《父父子子》则创造性的以“自传式”和“家族传记式”的口吻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