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年体式”铺陈：现实中“好人”理想的表达
梁晓声注重对时间的省察，他认为“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②因此，梁晓声在创作中对时间的铺排方式也颇具匠心。在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如《知青》《人世间》等以时间发展为经线，以具体事件为纬线来呈现历史面貌与时代思考的写作方式，使得梁晓声的这类型长篇小说与编年史的体例有所相近。这种叙述方式显然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延展性。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种种好人形象，依托于具体历史现实，能够展现人物在复杂社会中经历的蜕变，其“好人文化”书写中塑造的好人形象也就变得更加真实可感，具有一定的现实参照性。此外，按照历史时序叙述推动小说主线的发展，也能在这种动态、生动的历史呈现中，进一步领会作家所坚持的“好人文化”思想中对人与时代演进、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的考量。正如邵燕君所说：“现代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时间因素的引进，实践单向性地进展，指向人类的终极目标，它赋予人类生活以方向感和历史感，生活按照合历史的目的的形式进化发展。”③因而，时间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作家对于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审视，以及对发展方向的前瞻。
结语
钱谷融先生曾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①这种以文化人的创作理想亦是梁晓声坚持“好人文化”书写的旨趣所在。他始终秉承着“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②的理想，执着地书写着美好人性的追求。这种创作追求，一方面基于他在成长过程中所沉淀的对善的感知和体认。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他对我们社会中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敏锐觉察，但他始终相信人世间的温度从未完全丧失。因而，他在创作中不断充盈自己的“好人文化”思想，期冀其为推动我国文化精神建设起到良性的积极作用。
“好人文化”从宏观上来讲是作家对整体社会优质文化精神的期待和展望。从具体层面来讲，则落实到对个体生命道德准则的要求上，即“好人”的塑造上。“好人”的具体内涵围绕传承与发展两条主线，汲取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之精华与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代实际情况，以科学、理性的思辨力做到三者的融贯汇通，最终指向对以善为核心的美好人性的追求。
故而，“好人文化”并不只是一种理想，它对于个体人生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首先，作家通过小说中现实的种种呈现，证明了“好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好人基因”能够代代相传的可能性。其次，文化无论对于个人、社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失的精神脊梁。构建优质的文化，自然离不开个体形象的展示。梁晓声“好人文化”中所传递的种种好人观念，都是基于人性至善而展现出的美好道德品质，这些“好人”观念对我们的感染，有利于我们形成向善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最后，“好人文化”探讨了关于个体人生意义的话题。人是社会的总和，因此，每个人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社会来讲，亦非常重要。做一个“好人”，是对自身人生意义的完成，亦是为社会文化向好发展所贡献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