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拟以“变奏”之意，旨在通过1928-1937在沪作家的小镇书写探究时代中的城乡变化、城乡文学主题的反复以及作家的创作心态。
第一章小镇的文本形象
第一节城市与乡村的连结中心
小镇是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是乡村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中心，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交往离不开小镇的牵线。不管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人与物的流动都需要小镇在其中扮演中介的角色。那么在沪作家笔下的小镇就是这样一种游走在城市与乡村关系网中，既为乡村提供便利，又积极追逐着城市的形象。
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按照小镇的地方中心程度划分可以分为村镇、集镇和乡镇。一般而言，村镇仅仅是某个村子的中心地，连结着的是村与村、镇与镇，当然也包括村与城。集镇为各个乡村的经济中心，具有约定俗成的特殊意义。所谓“赶集”“赶市”就是每个月设立几个日子，在集镇上进行贸易活动。当然，集镇也是文化活动中心，灯会、庙会、祭祀等大型文化活动也会在此举办。而乡镇根据地理分布又可分为一般乡镇和中心乡镇，如果是县政府所在的乡镇就被称为“中心镇”。
在现实层面，1928-1937年的中国小镇是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街道、市场、学校、医院、茶馆以及乡公所等公共基础设施都建立在小镇上。在不同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小镇有着不同的城市化程度。而在文学层面，文本小镇也呈现为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象。
在沪作家的小镇书写在描绘小镇的地方中心特质时各有侧重。叶圣陶的《某镇纪事》以某小镇上的一场“热闹”为线索，串联了小镇上的各色人物，重点书写了小镇的政权等级差异，突出了小镇的政治中心地位。故事的开始就从厨子的一系列准备活动以及普通民众的对话内容渲染了大人物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和浩大声势。向来只关注农事的民众在这一天全部聚集在小镇上，就是为了目睹小镇上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李家少爷。叶圣陶以讽刺幽默的笔力刻画了国民的奴性。等级偏下的人只能向等级偏上的人低头哈腰，默默接受精神和身体上的奴役。士绅、乡董以及城里的委员专家皆是权力的象征，而权力的大小则是随着行政区划的等级自下而上层层递进的。即使是小镇权力中心的士绅和乡董，面对城里的委员专家也只能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不过对于乡下人来说，小镇上的话语统治者远比城市里的专家委员更令人敬畏。小镇的地方政治中心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节城市与乡村的“他者”
“他者”是一个相对“主体”存在的概念，李莉率先将这一概念引入小城镇叙事的研究之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李莉认为中国现代部分小城镇小说打破了正面表现、自我关照的叙事常规，将都市、乡村作为“他者”引入小城镇叙事，从反面以对峙的方式展示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叙事视角。①李莉的观点建立在小镇是主体的基础上，而根据矛盾辩证法，小镇既是主体，同样也可以是他者。事实上，其研究中概括的城市视角、乡村视角恰好证明了小镇的他者形象。因此，本节在承认小镇主体性的同时补充探究小镇的他者形象。
一、作为城市的他者
在沪作家通过城市视角确立小镇作为城市的他者形象。胡亚敏的《叙事学》指出，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①以《渔人何长庆》为例，在这篇小说里存在着故事的叙述者（讲故事的闸口镇人）和故事的隐含作者（听故事的外乡人）。这篇小说属于全知视角，讲述的是主要人物何长庆的故事，全方位地展现了何长庆以及闸口镇其他人物的行动与心理。小说题为“渔人何长庆”，却并不是以主人公何长庆的第一视角展开，反而是从一个听本地人转述故事的外来人为第一视角展开。因此，对于这个古朴的小镇的观察与审视其实来自小镇之外。
具体对应至文本之中，小说开头第一段通过几个问句以及讲故事的语气，将小说的隐含作者也就是听故事的外来人引了出来。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更是道出了渔人何长庆这个故事的来源：“他们这样地把这些神话似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游览的人听，而每一个人会油然对于这个小镇市感到一种新鲜的趣味”。②此处的“他们”就是闸口镇的人，而从第三视角叙述这个事实的就是来游览的人当中的一个。其后的第二、三段对小镇街头村市的描写也都是站在一个游览的人的视角，再加上与城市的对比，其实，作家是从城市的视角来反观小镇的一切，从而将闸口镇概括为“和平肃穆的古镇”。接下来小说的主体部分——渔人何长庆的恋爱悲喜剧也是以第三人称转述的方式叙事。在叙述中，何长庆始终是一个被包裹在全知视角之下的人物，他的内心都不是自我陈述，而是第三人称转述。这说明何长庆的故事经过了一层层的过滤，最后形成了一个充斥着淡淡忧伤气息的版本。小说多次强调“在长庆”这个词，然而长庆视角下的小镇却是模糊的，是没有个体意识的。而在小镇其他人看来，何长庆的故事是他们闲暇时饶舌的谈资，因此孜孜不倦地向外来人讲述。对于听故事的外来人来说，这就是小镇的特色。正如同何长庆的故事是经历过层层包装的一样，闸口镇的种种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剖面。小说最终呈现的就是一个外来游览人视角下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相对于城市的古朴肃穆的有着传奇故事的小镇。
第二章城乡变动下的小镇三重奏
第一节政治权力与革命的更迭
北伐战争落幕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掌握政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都重庆。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纠纷不断，权力与革命成为这一时期作家书写的重要话题。而对应在沪作家的小镇书写内容，小镇处于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是城乡政治权力博弈的重要场所，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特点。
一、小镇自治：士绅阶层的变异
国家权力下沉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由省市到县镇再到乡村，地方自治成为国家掌控权力的重要举措，但在作家的书写中，却成为了罪恶的渊薮。这是因为小镇自治体系中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从传统乡村社会体系中承续下来的士绅阶层——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走向了变异。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政治组织与以宗族、士绅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共同构成。由于国家政权机构只到县一级，因此事实上，士绅阶层成为了乡村政治的核心。作为大小村落中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士绅阶层是一个“近官而又非官”的特殊群体，他们往往以在野的政治权力参与或干预地方政权。而伴随着现代政治制度理念的渗入、现代城市资本的兴起，士绅阶层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乡村自治，国家权力日益下沉，但是乡村权利结构的主体依然是士绅阶层，他们与官商勾结，垄断了乡村与国家政权的联系，使得整个乡村政治处于崩溃的边缘。①在过去，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大多是正面的乡间“青天大老爷”形象，而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士绅阶层大多变异为自私自利的集权享乐者。他们之中有的迁徙至城市，或经商或做官，早已“改头换面”，跻身“城里人”，例如《子夜》中的吴荪甫从双桥镇来到上海经商，从地主变为资本家；有的则留在小镇，坐守一方，追逐着地方的权力，享受着乡村农民的供奉，在物理和精神上压榨依附于土地产权拥有者的农民，例如《子夜》中双桥镇的“土皇帝”曾沧海。在士绅阶层的把控下，自治的小镇在实际上与中央权力脱节了，再加上城里的保卫团、警察局等组织机构与他们相互勾结，士绅阶层与农民阶层的阶级矛盾日益凸出，小镇的政治就呈现出固化封闭的特点。
第二节城乡经济的并存与失衡
自鸦片战争时期开设通商口岸以来，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工商业资本加速发展，蚕食了乡村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1928年的中国上海在行政上确立了城市的名目，并试图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大上海计划”提上日程，而受此蓝图的影响，上海这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成为现代经济、现代商业、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因此从上海城经由小镇流通到乡村的商品经济就构成小镇文本中最为突出的经济元素。连接着城乡经济互通的小镇受到城乡经济的共同影响，既在城乡经济的作用下发展繁荣，也在城乡经济的失衡中走向衰败。
一、小镇经济：城乡经济的结合
小镇经济既依赖于乡村的原料补给和购买力，又依托于城市的货品补给和资本流通。可以说，小镇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既有商品经济也有自然经济。
小镇的商品经济依托于洋货店铺的贸易活动。在不同的作品中，洋货的种类有交叉也有不同，例如《春蚕》中的洋货包括洋纱，洋布，洋油、洋种，《多收了三五斗》中洋货包括洋米、洋面、洋肥皂、洋火、洋油、样布、洋镜。洋货是帝国主义经济渗透进中国经济的表现，率先在城市出现，之后走向小镇与乡村。与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相比，洋货生产速度快、数量多、种类全，又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城市时髦的象征，从而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变成刺激生产消费，在整个城乡社会普及的商品。诸如《子夜》中的锦华洋货店、《林家铺子》里林先生的铺子以及《倪焕之》里的洋货店就是小镇上贩卖洋货的店铺，这些店铺面向赶市集的乡村农民和小镇居民，从城里的商会借债以置办商品，从而能够进行资本的运转。
第三章在沪作家的小镇书写心态................31
第一节理想的追寻与失意的“漂泊”.........................31
第二节时代的传声................................33
第三节城乡二元意识..................................41
第四章在沪作家的小镇书写价值与局限........................49
第一节乡村书写的承续与现代都市的发掘........................49
第二节比较视阈下的独特意义..............................54
第三节小镇书写的局限...................................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