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莫言小说及思想的复杂性和风景的丰富性具有一定的匹配度，莫言风景所包含的矛盾与丰富是莫言观照自身以及世界的重要体现，并且存在可待开拓的空间。
第一章走入风景：风景中的生命相遇
第一节“风景的发现”：作为“血地”的高密东北乡
一、出走故乡与“恋地情结”
逃离故乡似乎是无数在故乡感到孤独和压抑的人的共同出路，尤其是那些有才华的且见识到了外面世界繁华的人，而逃离故乡的方式，读书无望的莫言选择了参军和写作。在好不容易偷漏参军之后，莫言心情愉悦，像一只终于得偿所愿的离巢之鸟，然而到了军营之后，莫言发现驻地也仅仅是离高密只有二百华里的另一个故乡，于是莫言又拿起了笔。关于写作，莫言曾经以一种颇为诙谐和接地气的方式讲过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那就是对于一天三顿吃肥肉馅的饺子的真诚的渴望。这个理由也许有些片面，但抛开文学的吸引以及莫言始终的阅读学习经历来说，莫言在写作之初的的确确抱着一种改变命运的不甘心理。进入军队的莫言在提干困难的苦闷情况下创作起了小说，他先向孙犁学习水乡风情，也不断地去“体验生活”以及“翻报纸，看文件，采访，千方百计地找能够让自己感动的故事”①，这一时期所写的小说也相继在《莲池》《长城》《小说创作》等杂志上发表，也受到一些关注，然而莫言却感到并不那么真实，在书写的时候，莫言不自觉地将故乡高密的景物代入进去，与此同时，故乡的风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种种作物，海市蜃楼般地不断在莫言眼前闪现。在文学提供的契机之下，在一个远方的视角里，出走故乡的莫言突然又重新发现了故乡。对于重新发现的故乡，莫言将之作为自己的“血地”②，不止于出生和成长的悠悠岁月，更是骨与血的血脉传承。对于当时的莫言来说，他不见得有多么了解文学，但他了解自己的记忆和从骨血深处迸发出来的冲动，于是当故乡出现在眼前之时，他牢牢抓住了它。
莫言对故乡的书写可以说是从风景开始的，《透明的红萝卜》中是他所梦到的那片阳光下的萝卜地，《白狗秋千架》的起始就是高密东北乡纯白的大狗，“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秋水》更是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沼泽野地世界。而对于业已成年的莫言来说，故乡的风景经验几乎像融入了他的血肉般，并被童年的情感经验所浸染，以至于在莫言在度过了辍学、棉花加工厂打工、参军等数年岁月后，一些人事都忘记了，但故乡的风景却时时刻刻闪现眼前——“高粱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
第二节莫言进入风景的方式
经常有学者和评论家提出莫言小说的感觉特性，甚至有评论家称之为“新感觉”②，自然这“新感觉”不是川端康成式的“新感觉”，也不是三十年代摩登上海式的“新感觉”，而是因为莫言在进入风景时所采取的是一种身体性的方式，而且是一种超感的方式。莫言曾经提到自己在10世纪80年代写作时受到印象派画作的影响，印象画画面含混但色彩铺张且容纳万千感觉的特质和莫言的小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然，这并非说印象派画作对于莫言的风景体验与小说创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印象派画作对莫言的影响是建立在莫言本身与之契合的风景体验之上，这更像是一种双向的选择。莫言的身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书写和创造风景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风景意识，将自身对于高密乡村乃至世界的私人化的思考、想象及体验注入到风景中并表达出来；一个是在表达风景的过程中，更偏向采取能唤起人身体感官体验的方式。郭晓平曾经提出风景的建构一是要将风景话语化，二是将话语风景化①，这和莫言在进行风景探究时的脚步有些相似。但莫言并不将风景作为纯粹的工具以及纯技术式的方法和形式，而是在尽力保留风景独立性的同时将风景作为探寻和表达的介质。
一、解放风景：对风景意味的颠覆
莫言小说中的风景，首先在叙事层面上更大限度地被解放出来，在莫言很多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中，往往是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之后又是紧跟着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人物的动作、言语，以及故事情节像是穿插在这些风景当中，似乎推动这些小说的不是故事而是风景，这在之前的小说作品中几乎是不可见的。其次，莫言小说中的风景在审美的层面上也具有了一种独立品格，不轻易地被其他话语所绑架，对于这一点，叶开曾提出莫言的乡村风景可以脱离人物甚至独立于作者而存在，不以人物的情感需求为基准，也不做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叶开是在与传统革命文学对比的语境中分析莫言笔下风景的，他认为在传统革命文学中，作家要以强烈的情感灌注到风景当中从而表达作家的独特情怀，这样的作品当中，“风景”强调的是“情景”，是将风景容纳进“我”并表现“我”的情理意志②，而莫言的小说中风景则更加肆意和不受约束。
第二章“心象风景”：风景再现过程中的主体感知及主体确认
第一节在“野”的风景
莫言甚少谈论风景，但他经常谈到自然，莫言口中的自然常常与童年挂钩，他不止一次地在访谈和对话中提到自己辍学后放羊的时光，“作为一个孤独的少年，与牛羊、树木在一起伴随那么长时间，在和外界没有交流的情况下，我一年有六个月时间都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上，与鸟、草木、牲畜相处”①。年幼的莫言因为干不动重活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体劳作及种植，因此荒凉孤寂的野地经验成为少时莫言体验最深的经验之一。莫言笔下“土地”是十分重要的，相比于鲁迅等作家，莫言的确更具有“在地”的乡村生活经验，但这种经验亦要和传统的土地经验区隔开。在莫言那里，带有原野特征的“在地”经验取代了传统的乡土农俗，并且罕见地从乡村外部向乡村内部的人事渗透开去，这一点在莫言的用词上便可初窥一斑。莫言和赵树理都是有着基层的乡村“在地”生活经验的作家，对比一下二者对于“土地”的用词，赵树理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是“地”，比如《三里湾》中的“下地”“犁地”“地多”“地好”等，而在莫言的作品中，除了“高粱地”“黄麻地”这种代表性的意象外，更多出现的则是“野”——“田野”“原野”“荒野”“遍野”“旷野”“哭声震野”等，这种用词上的分别固然有时期、题材及侧重点不同的缘故，但是依旧可以见得莫言对于故乡及土地的感受格外与众不同，这不是一种附和的概念抑或政治的阐释之路，而是一种心灵的阐释之路。
“野”作为莫言小说风景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质，早年间学者王又平就曾经提出莫言小说景观的“荒野”特质，他认为莫言的小说在风景呈现上总是一种阴惨惨的死寂色调，具体则可以表现为“生命的斫杀”“自然的破坏”“欲望的横流”以及“人伦的毁弃”①，他指出莫言之“野”呈现出一种无状和混沌，盲目、忙乱以及无法言说，颠覆了当代主流文学着眼于“前进行书写”的现代性和人为性，也对乡土传统与乡土自然做出了背弃。王又平对“荒野”景观的分析在风景及人之外充分注意到了“荒野”背后蕴含的复杂的人性因素和文化反思，然而乡村的“荒野”特质作为莫言突出的一个特点，还应充分注意到背后的作家心态。除此之外，“野”是一个含义非常含混的概念，同时包括了粗糙与光滑、贫瘠与丰富、欲望与净化、毁灭与创造、死亡与新生等等诸多互相矛盾的内涵。“野”除了空旷、荒凉、欲望的特征之外，还有着粗鲁野蛮，未经人工培养，不驯服，不拘束，不遵礼制，以及不当政之意，同时“野”在物质上的贫乏与丰富与否，在不同的视野中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在“野”的涵义的丰富性上还有一定可供阐释的缝隙。
第三章风景深处：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史”本质.........................35
第一节社会历史：自然史“废墟”的寓言.......................35
一、对“自然史”的召唤.................................35
二、面向破碎与死亡的社会自然史“废墟”............................37
第二节“貌似”的凸显：“自然史”之下的历史辩证.....................39
结语....................................44
第三章风景深处：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史”本质
第一节社会历史：自然史“废墟”的寓言
一、对“自然史”的召唤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提出“自然史”的概念，他这样写道：“在寓言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关于历史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悲哀的、不成功的一切，都在那面容上——或在骷髅头上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形式才最明显地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屈服，而重要的是，它不仅提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这个谜一样的问题，而且还指出了个人的生物历史性。这是寓言式的看待事物的方法的核心。”①本雅明对于“自然史”的阐释十分晦涩，但可以看出的是其尽力弥合自然与历史二元割裂和对立的努力，他强调了历史呈现的并非始终线性前进的永久的生命形式，也并非已被嵌入和规定好的历史，而是在次次地面向死亡和废墟的瞬息万变之中，历史以物质的形式于自然之中融合乃至消逝。人类社会历史的意义越重要，越以投向死亡的身影投向自然。因而要把人类的活动放回到自然或者“自然史”的背景中去，以自然的时间而非人类的时间去决定。对此，“自然史”的要义被笔者粗浅地理解为如下几个向度：首先“自然史”不是自然抑或人类单方面的历史，而是一个复合的历史，自然史包括了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可能性，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发展，都归存于一个更大的背景——天地宇宙；其次则是“自然史”当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思想以及解释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核心在于生物历史性；再则便是人类社会历史以归于溃败与死亡的废墟而显现自然属性。
在莫言所描绘的乡土风景当中，莫言首先刻意发掘了乡村的基本自然特性，建立起乡村和自然贴近和亲密的关系，而后通过寓言下乡村与城市向“荒野”的靠拢建立起“自然史”的基本视角。在对无言的荒野及自然的召唤下，莫言的小说呈现出“世界的返魅”①的趋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