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会计论文，本文聚焦于2011—2022年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旨在分析机构共同持股、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短贷长投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贸易不确定性徒增的现实背景下，充足稳定的长期资金对于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金融市场有待完善、金融系统发展相对滞后等宏观制度缺陷导致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短贷长投现象（白云霞等，2016）[1]。短贷长投是指企业大量利用短期贷款支持长期投资的行为，当投资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到期债务，并且企业又无法再顺利借到债务时，加剧资金流动性和企业持续经营风险，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最终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刘晓光等，2019）[2]。那么，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等宏观目标，微观保障即为规范企业投融资期限安排（叶志伟等，2023）[3]。
近年来，机构投资者在同行业多家公司均持有股份的情况日益增多。（He et al.，2019；潘越等，2020；Backus et al.，2021）[4][5][6]。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在推动市场发展和完善市场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共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运作、信息搜集分析、上市公司研究等方面均拥有专业优势，可以有效优化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中长期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和供给规模。因此，探讨机构共同持股这一新兴的所有权模式如何规范企业的投融资期限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形态，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经济的运行模式和产业结构。随着数字科技与企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聂兴凯等，2022）[7]，其正在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研发和营销模式等公司内部治理产生综合性影响（戚聿东等，2020）[8]。通过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数字技术支撑，有效降低经营风险，增加企业长期信贷的可得性（钟凯等，2023）[9]。
1.2 文献综述
1.2.1 机构共同持股经济后果的研究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在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机构共同持股对微观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决策等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产生协同治理效应，也可能产生合谋舞弊效应（Edmans et al.，2019；毛玥等，2022；吴晓晖等，2022；雷雷等，2023）[10][11][12][13]。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机构共同持股对参股企业的经济影响，尚未达成统一。持协同治理效应观点的文献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吴晓晖等，2022）[12]，减少资源错配（杜勇等，2021）[14]，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曾春华和林仪凤，2022）[15]，并进一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杜勇等，2023；翟君等，2024）[16][17]。同时，机构投资者的联合行动通过运用其行业专业知识和协同监管能力，有助于加速信息流通。（Park et al.，2019）[18]，与一般股东或单一机构相比，其对管理层的投融资结构安排的信息搜集分析、识别解读能力更强（Edmans et al.，2019）[10]。持合谋舞弊效应观点的研究发现，机构共同持股会降低产品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集中度，提高产品定价，加强垄断，实现行业间竞争合谋（Azar et al.，2018）[19]，强化企业非效率投资，可能致使同行业企业投资不足（潘越等，2020）[5]。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机构共同持股
机构共同持股是指机构投资者同时持股同行业多家企业且持股比例均超过5%（H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47][47]。本文将持股比例限定为5%，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5%是权益变动披露的法定门槛值；其次，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5%也是划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分界线。此外，在其他相关规范中，持股比例达到5%以上被视为上市公司收购的起点，其股东被认定为内部信息知情人以及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同时，通过梳理国外文献发现，通常认为5%的持股比例会对公司决策与治理产生显著影响。机构共同持股对微观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决策等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产生协同治理效应，也可能产生合谋舞弊效应，目前学术界关于机构共同持股对参股企业的经济影响，尚未达成统一。
2.1.2 企业短贷长投
短贷长投是指企业大量利用短期贷款支持长期投资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是一种激进型的投融资策略（Campello et al.，2011;叶志伟等，2023）[33][3]。企业在融资过程，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流动性管理需求和降低自身潜在风险等考量，天然地倾向于提供短期信贷资金。在此现实背景下，企业的长期投资项目很难赢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企业难以获得与投资相匹配的债务融资。对企业而言，短贷更容易取得且成本也相对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稳健且现金流动性强大时，短贷长投策略是合理且有效的。然而，短期贷款需要按时偿还，而长期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若投资项目所创造的现金流无法满足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同时企业也难以再次顺利获取新的债务资金时，加剧了资金流动性和企业持续经营风险，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Berle 和 Means 提出。该理论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密切相关。究其根源，一方面，生产力的提升促使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因知识、能力和精力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全面行使所有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催生了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既有精力又有能力妥善行使被委托的权利，委托代理问题应运而生(JE Garen ，1994)[49]。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为了追求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团队的专业性，逐渐形成了“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所有者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后者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与经营决策，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报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要素。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实质性分离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且二者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委托人更关注经营绩效、企业价值和盈利回报，致力于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而代理人则更倾向于提高自身收入，追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双方的利益冲突。若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合理的激励政策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对代理人的激励主要分为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两大类。显性激励主要是通过与绩效挂钩的实物奖励措施，激励代理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完成委托人设定的任务和目标。隐性激励则主要通过提高代理人在未来期间的收入与其实际经营绩效的相关性，或者通过加强现任代理人与潜在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促使经营者在企业经营中更多地考虑企业整体利益与经营绩效。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4
3.1 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短贷长投..................... 14
3.1.1 协同治理效应......................... 14
3.1.2 合谋舞弊效应..................... 16
第4章 研究设计...................... 20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20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23
5.1 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检验.......................... 23
5.1.1 描述性统计......................... 23
5.1.2 单变量检验............................. 23
第6章 进一步分析
6.1 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已证实机构共同持股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而数字化转型能增强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效果。本部分从融资需求、融资能力、融资成本三重视角，选取新质生产力、企业声誉和融资约束三个指标检验机构共同持股协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机制。
6.1.1 融资需求—新质生产力
银行信贷是中国金融体系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融资来源（Allen et al.，2005）[64]。从融资需求角度来看，企业有动机主动利用短期债务去支持投资活动。共同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同行业多家企业，会通过“技术溢出”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各类技术创新（Anton et al.，2024）[65]，而企业创新等可持续投资对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投入要求较高。新质生产力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以创新为特点，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黄奇帆和李金波，2024）[66]。传统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关系四要素，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刘洋和李浩源，2024）[67]，对传统生产力进行了扩展和深化。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则更为迫切。从劳动者视角来看，企业需要资金吸引和培养具备新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视角来看，企业需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用于升级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