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会计论文，本文从乡村振兴角度出发，研究了参与乡村振兴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最后通过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地区层面的不同角度研究参与乡村振兴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有何差异，进一步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对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系列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具有里程碑意义地将乡村振兴正式载入党章之中。至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总书记还指出：“要把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农村生活要奔向现代化。”当前，国家及各地方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稳固精准扶贫战果，并有效将精准扶贫的理念及实践经验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并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要确保已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扎根落户”，持续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另一方面要吸引更多“有意加入”的企业，激发它们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不仅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要求。
乡村振兴，作为促进社会全面繁荣与民众共同富裕的核心引擎，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蓝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更构成了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基石。此战略多维度地融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量，深刻触及并回应了增进社会福祉与改善民众生活的本质需求。当前，我国越来越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不断深化和落地。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
本文归纳了参与乡村振兴相关文献，主要从参与动机与经济后果两大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
（1）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
企业作为以营利为核心目标的经营性实体，其参与乡村振兴这类可能需要舍弃部分经济利益的行动，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经济动机，即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种旨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投资行为。众多企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塑造被社会广泛认同与信赖的形象，以此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Porter and Kramer，2002）[1]。在扶贫领域，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邓博夫等，2020）[2]，并有助于缓解其融资约束（李维安等，2015）[3]。在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企业主动开展扶贫工作，既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可以获得外部环境的认可，让投资者认为企业有很好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感，从而减少了资本权益的成本（杨旭东，2018）[4]，让利益相关者感到满足，从而得到更多的资源利用机会，最终提高公司的业绩（王端旭，2011[5]；贺林波等，2019[6]；张玉明和邢超，2019[7]）。另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与其债券信用评级正相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减少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Attig et al.，2013[8]；Jiraporn et al.，2014[9]）。
二是政治动机，也就是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便利。已有学者指出，企业参与扶贫工作的程度与其获取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即企业的扶贫行为具有政企纽带效应（张敏等，2013）[10]，即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若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也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是获取政府补贴(王帆等,2020)[11]。此外，企业参与扶贫还能分担政府责任，减轻政府解决民众困难的压力，从而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张振刚等，2016[12]；袁放建和陈思同，2016[13]；Su andHe，2010[14]）。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和国家意图的响应更为积极，其扶贫工作也更为投入(闫东东和付华，2015[15]；贾雨佳，2018[16])。
第2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参与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湘西调研之际，初次阐明了“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2020年11月23日，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完成脱贫摘帽任务，标志着我国精准脱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精准扶贫模式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特征体现在精准施策、系统布局及着眼长远上，是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迈进的战略要地。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该战略致力于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及行动计划，力求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农村社会结构及农民生活品质的全方位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对企业的期待延伸至乡村振兴领域，这一参与行为不仅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更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新形式。之前的学者并没有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进行过明确定义，本文参照肖红军等（2015）[56]的研究，界定参与乡村振兴的定义为：在政府驱动战略体系下，激励企业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资金扶持、市场拓展等多维度资源嵌入乡村，积极协助农村贫困群体走出困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共融的社会责任行为。
2.2理论基础
2.2.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的是，交易中卖方常利用其信息优势占据有利位置，以获取更多益处；相比之下，买方因信息不足而陷入不利状况。信息不对称的本质源于市场参与者因地位、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成本差异，造成信息分布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使得信息优势方能在交易过程中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在企业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对外传递企业相关信息可以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上市公司参与乡村振兴的信息披露，构成了非财务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还反映出其发展的整体态势。只有当企业运营稳健、资金充裕时，才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这同时也传达了企业对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政策，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具有深远影响。其中，产业发展脱贫的策略更是将帮扶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紧密相连。上市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乡村振兴之中，这样的行动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吸引投资者的关注，进而强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3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0
3.1参与乡村振兴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0
3.2参与乡村振兴、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21
第4章研究设计.............................24
4.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24
4.2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24
第5章实证检验及分析........................27
5.1描述性统计..........................27
5.2相关性分析..........................27
第5章实证检验及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从表5.1可以看到，经过处理后最终选定的数据样本观测值为18786个。可持续发展能力（Sgr）的最大值为0.370，而最小值低至-0.026，这显示出公司间的显著差异。部分企业面临经营周转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长期盈利能力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会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其平均值为0.071，反映出可持续增长率偏低，这与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放缓的现状相吻合。参与乡村振兴（Rural）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400，标准差为2.155，表明企业之间参与乡村振兴差距较大，且均值为1.024，表明上市公司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较差，参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1。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6.1本文结论及政策建议
6.1.1主要结论
近年来，社会责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参与乡村振兴作为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既有共性，也存在特殊性。本文从乡村振兴角度出发，研究了参与乡村振兴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最后通过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地区层面的不同角度研究参与乡村振兴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有何差异，进一步丰富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以下结论：
（1）参与乡村振兴可以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参与乡村振兴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多元回归，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2）信息透明度、投资者关注度和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在参与乡村振兴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参与乡村振兴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投资者关注、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来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进一步研究中，本文通过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地区层面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验证参与乡村振兴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企业层面中，在非国有企业和慈善型扶贫方式中，参与乡村振兴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行业层面中，市场竞争程度高和属于数字产业的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地区层面中，东部地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