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6期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退休制度对体制内人员主观幸福感的政策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和逐步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了退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国人口红利极大激发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然而在人口政策与社会变迁等作用下，人口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占据优势地位，转而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深化。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相比于2021年新增了1268万，超过新生人口312万，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同时进入老年人口高速增长时期。
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红利日益消退，养老金缺口不断加大，社会各界形成了延迟退休政策甚至取消强制退休制度的热烈讨论。然而，实际上，退休制度不仅要考虑就业压力和经济利益等问题，一个更应该重视但常被社会忽视的问题是退休制度对退休人员主观幸福感的政策效应。所幸的是，国家层面已然意识到幸福感对老年群体的重要性并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而不断努力；《“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发展目标”部分，将“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作为老龄工作的最终落脚点。过去的社会变迁启示我们，国民幸福感并不单纯由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所支配，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同样与时俱进，因此事关老年群体福祉的退休制度，所蕴含的国民福利并非只是其背后的经济保障和物质支持，更是该项政策所代表的“人生转折点”背后的全方位变化。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已有诸多文献研究了退休行为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退休对健康的影响方面，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作用机制，此外，也有学者聚焦于退休行为对消费、储蓄的影响。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退休对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传导作用，但该类研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本文拟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的方法，克服因采用OLS、有序Logit以及面板回归模型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退休制度对体制内退休人员幸福感的政策效应，尚未出现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当前学者常常采用笼统的对象择定方式探讨退休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在中介机制的挖掘过程中，更加聚焦于社交这类强外在性因素所发挥的个体情绪提升效能，对退休老人的内在效能关注不够。基于体制内群体，过往的职业性质与工作经历会对他们的退休生活带来极明显的潜在影响，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本文旨在从多方探索体制内退休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调整退休年龄的同时保障老年人幸福感提供实证依据。
1.2.2现实意义
退休政策作为一项老年优待政策，不仅出于对生命周期晚期阶段生理衰弱变化的照顾，也是为适应老年人口心理、认知等变化而做出的良好关照。因此本文针对体制内退休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适应当前高质量发展阶段下退休人群对养老保障服务更加精细化的诉求，深化对老年退休群体幸福感极其来源的认识，使退休制度的更迭更加契合退休老人的真实诉求，做到有的放矢，以此促进服务质量提档升级；此外，基于体制内工作人员“铁饭碗”的工作性质，出于对退休群体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考量，对于寻求个人意愿和国家需要之间新的平衡点等热议话题，本文也为延迟退休相关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第2章文献综述
2.1退休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
在过去，学术界集中于探讨退休制度对消费的影响，西方经济学中常用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个人的消费情况，该理论认为个人总是依据其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资产，以达到全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效应最大化，因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的消费和储蓄都是趋于平滑分配的。然而诸多研究结果却与此相反，他们发现退休行为会显著拉低居民的消费支出（Hamermesh，1982；Banks等，1998；郑超，2020；周广肃，2020），也就是学术界热议的“退休消费之谜”。Battistin等（2009）从消费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变化解释退休对家庭消费的抑制影响，还有一些难以预期的负面冲击也会降低家庭消费支出，比如Ameriks等（2020）研究发现因不确定的健康因素变化导致的长期照料风险，会增强老年人的资产储蓄行为；Mazzonna等（2012）从认知视角出发，认为退休后居民失去了投资于认知恢复活动的市场激励，从而影响家庭消费变化。此外，受于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国民十分注重宗族关系和传承的观念，极多数老年人都习惯将个人收入分配给子女，在遗赠动机的驱使下，退休老人的可支配支出中“代际支出”占据了绝大部分，由此遗产转移成为我国“退休消费之谜”重要原因之一。消费从某种程度上能反应居民的生活水平，而退休作为居民一大经济状况转折点，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工资性收入来源，若消费水平与当期收入同步变化，那么消费曲线随着退休的发生陡然下降也符合常理。
2.2退休对幸福感的政策效应研究
当前有关退休的研究文献对于两者关系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退休对公民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比如王亚迪（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退休政策对男性和女性退休者的幸福感均产生积极影响，且退休后幸福感主要来自于社交活动的增加。Gall等（1997）对退休研究样本群体进行了6到7年的跟踪，对比退休前和退休后的主观幸福感情况，同样证实了退休对幸福感产生的正向政策效应。另有一些学者持相反意见，例如，谢琳等（2022）研究表明，退休制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并非预期般理想，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退休会导致该群体的幸福感显著下降；Elwell（1981）则基于压力理论，认为角色丧失导致退休者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且对男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女性，男性与女性用于调节压力的应对资源也不尽相同。也有学者指出退休对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Beck，1982；Luhmann等，2012），退休作为一项有利有弊的事件，对于个人不同层面的主观幸福感作用效果是有差异的，正是这些正向与负向的影响因素相互抵消，使得退休制度对个人幸福感产生的净效应几乎趋向为零。然而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群体差异，比如，在性别方面，鉴于男性与女性社会身份与分工的差异，女性在生命周期的劳动阶段一般同时维持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身份，因此退休难以促进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鲁元中和张克中，2014），也有研究与之相左，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男主外”传统观念的约束，男性退休后工作和社交显著减少，又难以适应家庭生产模式，由此导致该群体幸福感下降（王新军和郑超，2020a）；就婚姻状况而言，相比于单身状态的退休群体，已婚的退休人员得到的情感支持更多，“家庭空巢”的影响力被削减，他们的幸福感更高（Reitzes等，1998）；就退休模式来说，正常退休能增加老人的幸福感，提前退休和内退则不显著，甚至产生负影响（王琼和曾国安，2015；Szinovacz，2003）；在教育水平方面，教育可能会对幸福感产生双向效应，这是因为高学历人群的退休生活更加便利，但也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夏龙和申强，2020；Gong等，2011）。
第3章概念界定及研究假设...........................14
3.1概念界定...........................14
3.1.1退休.............................14
3.1.2幸福感........................................14
第4章模型构建和数据收集................................18
4.1模型构建.....................................18
4.1.1断点回归模型设计......................18
4.1.2中介效应模型设计...............................19
第5章退休对体制内人员幸福感的影响研究.........................24
5.1描述性分析......................................24
5.2二阶段回归分析.........................26
5.3有效性检验.........................29
第6章退休对体制内人员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6.1退休与中介变量
表6.1反映了退休对中介变量休闲放松、代际关怀、健康状况、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退休行为显著提升了体制内退休群休闲放松频率、代际情感关怀程度、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态度水平，而健康状况作为唯一的负相关变量，退休后经历了显著的下滑趋势。该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唯独退休与社会态度的相关性出现偏差，由此可推断退休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还存在其他较强的内生性变量。
第7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7.1主要结论
第一，退休制度正向影响体制内工作人员的主观幸福感。由此说明，这一代的退休老人对其晚年生活的总体感受与评价较高，这可能与时代背景有关，他们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再到如今衣食无忧的生活，时代铸就的品格与性格，加上千差万别的生活条件差异，使他们在这种变化中表现出比晚辈更明显的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主观幸福感；也可能和当前制度安排有关，相较于其他私人部门劳动群体，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障更为完善，退休后各类社会资源向该群体倾斜，为其安享晚年的美好远景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能够通过心理渠道激励其积极情绪。
第二，从休闲效应的中介效应估算结果来看，体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