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以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为样本，探讨了影响不同省份地域、不同服务领域的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章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指由政府或公共组织或经过公共授权的组织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三大类别，分别是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其中，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的公共服务，政府承担保障服务供给的主要责任，公民免费享受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大部分公民可承受其付费价格的普惠性服务①；生活服务则是为了满足公民个性化、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完全由市场主导供给，公民按需进行付费购买，政府主要负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承担主要的服务供给责任。
二、基本公共服务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九大方面。③学术界的界定主要围绕其根本保障性、直接消费性以及福利不可逆性等特征展开，④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领域即为基础民生，用于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⑤基于以上政策文本和学者文献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义，本论文所界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指由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服务范围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就业等基本民生底线，有利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与发展权利的基础性公共服务。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数字治理理论
数字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该理论主张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以推动公共部门的改革，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数字治理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提出，其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范式的兴起为政府公共管理领域改革奠定了深厚的平台与基础，该著作是数字治理论的初期雏形。②随后，帕却克·邓利维在其著作《数字时代的治理》中进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数字治理理论，主张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在公共部门管理系统中引入信息技术，提倡由传统的公民参与向现代的电子参政转型，从而形成政府和公民间的新型互动形式。③其在后续研究中还提出了数字化变革的九个要素，主要包括电子服务交付、基于网络的效用处理、国家指导的集中信息技术采购、自动化流程新形式等重要要素。④我国对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展开时间则较晚，直到2005年后才形成一定的研究浪潮，数字治理顺应新公共管理的逻辑，通过信息技术的变革将公民纳入治国理政之中，形从而成多元主体参与、政务工作透明、政社关系改善的治理形态。⑤总体来看，数字治理是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与市民社会、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和政府内部的运行中，精简政府的行政流程与公共事务的处理程序，从而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治理模式。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一词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在其著作《自由的逻辑》中提出，他指出社会中存在两种秩序，即权威的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的秩序。②通过多中心秩序展开管理活动的群体，无法通过集中指挥来完成管理，因为多中心的任务只有靠相互调整才能被社会管理。③迈克尔·博兰尼强调了协商和一致性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多中心秩序中通过调整配合实现自发的一致性，这就是自由的逻辑。随后，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进一步开展了深入研究，由此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针对政府和市场在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失灵的问题，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公共事物的治理应该摆脱市场或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主体之间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第二章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设计
第一节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由于“数字乡村”这一概念于2018年被首次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于2019年提出，属于近几年的新兴战略，且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尚未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因此较适宜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展开此项研究，并从中探究得到影响农村地区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多重因素组合。
一、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最早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C.Ragin)正式提出。1987年，查尔斯·拉金发表了其著作《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旨在将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特性进行有机整合，该著作首次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正式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得到了部分政治社会学子领域学者的初步应用，从此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Fiss发表了一篇名为《组织构型研究中的集合论方法》的文章，系统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如何在组织构型研究中应用，该论文的发表使得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思路被管理学界纳入了主流，并在此后在学界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同于侧重分析个体案例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及注重大样本数据研究的定量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集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者各自特点的研究方法，其将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分析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导致结果出现可观测的变化，能够同时兼得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优势。②QCA的定性研究方法的案例导向性主要体现在其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将事物看作导致最终结果的条件组合，而不同的条件组合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并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条件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QCA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条件导向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布尔代数和集合逻辑实现了将案例简化为变量形式，并且使得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其他研究者的验证及证伪。
第二节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变量设计
本文在对案例资料收集与文献归纳的基础上，并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现状，最终将资源支持、组织参与、服务可及性、技术创新性、制度规范与评价反馈六个因素作为条件变量，将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能作为结果变量，由此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构建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影响因素框架。
一、变量的选择
（一）条件变量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在考虑简约性的同时也要顾及到样本案例数量，因此在选择条件变量时数量以4—8个为宜，避免条件变量过多导致研究结果的解释复杂化和案例个体化。通过参考Marx和Dusa基于不同样本大小和条件数量的模拟研究，①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16—25及以上样本数量的样本规模适宜选取6个条件变量，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案例为25个，因此拟选择六个条件变量因素和一个结果变量因素。
在确定好条件变量数量的基础上，本文对于条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依据中央网信部及农业农村部于2022年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中央文件中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相关指示，山东省网信办于2022年发布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计划等省级文件对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相关规划，以及学者们对农村公共服务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文献研究。基于上述的政策文本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
第三章 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34
第一节 变量校准及真值表构建 .................. 34
一、变量校准 .............................. 34
二、必要条件分析 ............................... 38
第四章 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对策 ............................ 53
第一节 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奠定数字化转型基础 ............................ 53
一、加强政策引导,完善顶层设计 ......................... 53
二、优化共享联结,实现部门协同 ............................ 54
结论 .............................. 64
第四章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化对策
第一节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奠定数字化转型基础
要提升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首先需要政府作为引导者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为此，中央需要开展科学完善的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引导农村地区开展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政策文件；同时地方政府自身也应着手开展数字化转型，实现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的互联共通；在政府部门内部，应树立起数字化转型的坚定理念，从传统行政模式的封闭式思维转变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开放式融合思维，从而推动政府服务理念的变革创新。
一、加强政策引导，完善顶层设计
无论是将要开展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转型，或是在当前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供给效能，首先都需要政府自身具有明确的数字化建设战略。这既需要中央政策的支持引导，同时地方政府也应提升自身落实上级文件要求的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必要能力。在政策引导方面，首先需要在顶层开展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设计，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性规划，着力发挥出信息化技术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对适宜开展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农村区域的整体资源进行统筹整合，从整体框架上对农村开展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和机制进行完善创新，逐渐构建起农村数字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新体系。同时应着力弥合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规划的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引导城市信息、技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