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深入分析并提炼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创新性。探寻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影响因素，推进居民参与社区慈善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内涵界定
一、社区慈善
“慈善”与“社区”的交汇融合在我国最早可追溯至在敦煌遗书中包含的社邑文书，其中记载了“社”作为一种自愿结合的民间互助团体，其活动明显带有互助性质。[1]如此在长期稳定社会结构下的限于邻里之间的互助行为初具现代慈善事业的雏形，成为社区慈善活动中的一种。梁其姿曾对余治的《保婴会规条》“十里为限”评论道：保婴会明言以十里为限，十里为抽象数字，真正意义在于此后保婴的责任会降于在较小范围内、有较严密邻里监管网络的有边界的社区。这一时期善堂设立的基本特点就是“散落”在较小社区之中。[2]可以看出，我国慈善事业很早就与小社区产生诸多关联与互动，民间慈善组织也日渐活跃于基层社区中。
社区慈善（community charity）作为一种以地缘为纽带的慈善活动，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具体可以从参与主体和价值意义两个方面进行厘清：
参与主体方面即根据慈善参与各方关系的亲疏远近定义社区慈善。张文（2005）认为社区慈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定义为开放式的“陌生人”慈善行为，即慈善主体根据对象的实际需要而实施的非特定身份人群的慈善行为，救济对象的不确定性、行业互助活动突出、医疗慈善活动活跃是社区慈善的基本特征。[3]可以看出，此概念对社区慈善的界定主要集中于：一是强调社区慈善客体的宽泛化，利他行为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传统社会中血缘亲属——地缘邻里——好友同事——陌生人的援助链条不被过分关注。二是把社区慈善的性质界定为具有较强业缘性和指向性的互助与救济。但该定义仍有可待商榷之处，首先其把“社区慈善”理解为个体在慈善过程中作出的行为，没有将社区慈善其他参与主体的行动纳入；其次，其对社区慈善的讨论仅限于人的因素，而忽视了社区慈善的制度环境等其他因素。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合作生产理论
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又译为共同生产），最早源于上世纪70年代城市公共服务研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回应西方政府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集权化趋势，试图建构一个公众与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模式。1996年，奥斯特罗姆对“合作生产”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即“一种在政府行动与公共行动之间的协同作用”。[6]“生产过程”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是将政府视为生产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常规生产者”，公众则被置于服务接受者的位置；但在合作生产理论体系中，公众被视为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合作方，不再单纯的充当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而是能够积极地与政府搭建互动关系，与政府一道构成公共服务的“生产供给者”。[1]可以说，合作生产是一种“公众”视角，让政府和公众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获得新的身份和角色。[2]合作生产模式意味着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公众的参与的重要性是等同的，“生产”令人满意的公共政策结果，需要政府与公众的共同努力。在理论适用上，许多西方国家在教育、安全、居家养老、卫生健康以及城市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对合作生产理论的进行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合作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多数集中于养老服务[3]、医疗卫生[4]、社会治理[5]等公共服务领域。就已有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关于合作生产理论的看法虽然不尽统一，但对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供需双方的共创价值这一核心观点形成了共识：一是公共服务领域是合作生产理论的主要适用场域，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公共服务，以使不同公众获取服务的需求得到满足，其中合作生产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形式；[6]二是公众的参与及其在公共服务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合作生产理论所关注的，合作生产并不是笼统地包含所有的公众参与，只有在参与者同时也是服务的使用者的情况下，参与者的主动参与才会被纳入合作生产范畴之中；[7]三是合作生产促进的不是零散的个人行为和个人责任，而是推动个人以及群体性的合作行为，这涉及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8]四是合作生产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益，不仅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也有助于建构社区的信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给予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实施的机会，在强化公民自我效能的基础上，[9]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第二章青岛市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现状调查分析
第一节青岛市居民参与社区慈善问卷调查
一、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问卷设计是顺利开展实证分析的基础，变量与指标设计的合理与否则直接关系到问卷调查是否具备足够的信度和效度。关于个体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学者曾经总结出需求意识、恳求、成本与益处、利他主义、声誉、心理收益、价值观和效能感八种影响慈善捐赠的机制。[1]还有学者从结果信念、结果评价、规范信念、依从动机、知觉强度、控制信念等指标分析总结了影响个体捐赠行为意向和行为的因素。[2]同时，个体在社区慈善方面是否有参与的动机、是否具备参与条件、在社区慈善上的参与态度和参与频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现状和问题。论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第一章阐述的社区慈善和居民参与概念以及合作生产理论和参与式治理理论，围绕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将问卷设计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即被调查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学历、政治面貌、职业、收入、社区居住时间、社区身份共9个问题。第二部分是社区公益慈善参与情况，一方面围绕被调查居民对社区公益慈善的参与频率、参与条件、参与动机、参与感知、参与态度设计了5个问题。另一方面着重考察被调查居民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慈善组织，会在参与过程中考虑哪些因素、期望的参与方式、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以及对社区慈善事业的优化建议等共10个问题。
第二节青岛市居民参与社区慈善存在的问题
社区慈善作为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社区慈善参与不仅需要居民内心的善爱之心和助人之乐，更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从而构筑社区慈善参与行动的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社区慈善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总体上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数量、质量仍处于滞后状态。结合调查问卷分析的结果，现对青岛市目前居民参与社区慈善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参与程度不深，参与主体不平衡
参与程度直接决定着居民社区慈善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则是居民参与程度的主要体现。就参与广度来说，主要是指参与社区慈善的居民的数量、身份特征、参与形式等等，参与的深度则主要指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一是参与程度不深。从表2.4可知，有约39%的居民每次参与或经常参与社区慈善，这表示部分居民已经形成了社区慈善事务或活动的参与惯习，但有超过40%以上的居民只是有时或很少参与社区慈善，还有约15%的居民从未参与社区慈善。从深层次的社区慈善参与的来说，目前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居民参与已经不仅限于捐款、捐物等简单地参与行为，强调地更多是居民的慈善参与行为是否能够广泛参与社区的公益慈善性活动、是否参与到社区慈善的决策制定、活动方案设计、评估等流程。然而根据表2.4的调查结果，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持续性依然较低。低频参与的居民往往游离于社区慈善的核心内容，他们可能并不关心参与的内容和效果，属于蜻蜓点水式的浅层参与，比如在重大节日期间象征性地帮助社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送送温暖。这种参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甚至只是为了给自己树立好人设，不太可能愿意深层参与到社区慈善中的各项决策制定、资源募集等环节。长期来看，当居民的社区慈善参与行为逐渐形式化时，社区其他居民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也会随之消退，导致居民参与的实际效果和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愿景和要求之间产生较大差距。
第三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
第一节 W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慈善案例呈现 .................... 32
一、萌芽阶段(2005 年之前):社区干部的个人能动 ....................... 32
二、规模化阶段(2005 年—2020 年):慈善内生参与力量的壮大 . 33
第四章 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优化路径 ................... 52
第一节 增强居民个人的价值驱动 ............................. 52
一、全方位活化与传承慈善文化 ......................... 52
二、多维度提升居民参与能力 ................... 53
结论与讨论 ..................................... 61
第四章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优化路径
第一节增强居民个人的价值驱动
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行为选择会直接受到个体慈善价值取向的影响。结合当前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利己动机、参与成本与风险担忧、参与自觉性、持续性不高的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增强居民个人参与社区慈善的价值驱动，引导居民以社区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安心、主动且持续地参与社区慈善。
一、全方位活化与传承慈善文化
居民参与社区慈善是中华慈善文化优良传统时代化的具体体现。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慈善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顶层制度安排、组织机构设置和慈善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整合，也需要注重社区慈善事业与社会、社区文化环境的融合互构。未来应以弘扬慈善文化为核心，重塑居民的慈善参与动机，提升居民的对慈善事业的认知水平，促进居民将慈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