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论文，本文选择 2007-2023 年全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再造的影响，并研究了企业创新能够力与企业融资约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成为政府、企业及全社会的核心关切。在此背景下，推动企业经营模式实现从“制造”向“创造”、从“速度”向“质量”从“产品”向“品牌”的跨越，从而全面提升企业价值再造能力，成为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关键课题。尽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疫情叠加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商关系逐步明晰、法治与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市场潜能不断激发，中国企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擘画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更为中国企业提升自身价值、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指明了方向。
进入21世纪后，信息时代降临，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来的数字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7万亿元，增幅扩张步入相对稳定区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以及“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部分，其数字化转型于宏观层面上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转型有着关键作用，也逐渐在企业生产活动的具体转变里面有所体现（吴非等，2021）[1]。企业通过对组织架构、流程管理和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变革，发挥其乘数作用，持续助力企业实现价值再造。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梳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再造相关文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化对企业价值再造的影响机理，并从企业创新和融资约束渠道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再造的影响机制，明晰政府补贴与行业竞争度在其中的调节机制，厘清数字化转型在企业价值再造中的作用规律。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数字经济与企业运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合理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再造能力已然成为目前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手段，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的关系理论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核心议题，选取企业创新和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分析了企业规模和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影响。此外，考虑到外部条件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关系的影响，还讨论了政府补贴与行业竞争度对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再造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研发就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通过技术赋能、流程重构和商业模式重塑提升企业运营效率，还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价值再造能力实现稳步增长。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工具和数据资源，并且推动开放式创新，进而促进企业价值再造能力提升。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优化财务管理能力以及拓展融资渠道，大大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再造能力。基于此，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的内在关联，并验证了其作用渠道，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相关理论文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一 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研究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是其战略升级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数字转化和数字化升级来实现核心业务的优化和管理结构的革新[2]。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何帆与刘红霞（2019）指出，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大数据等）重构生产流程与商业模式，从而提升经营效率并推动产业升级的演进过程[3]。李晓华（2016）进一步强调，这一变革模式呈现出新旧动能转换、跨界产业融合以及技术创新驱动等典型特征 [4]。
企业微观层面上，相关研究表明在量化测度上主要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性研究中，肖静华（2020）从数字体系和工业体系视角对比信息结构和资源属性方式阐述数字化转型，这种方式能够清晰地展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的转变情况，然而在使用实证研究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时，该种方法则无法对数字化转型进行衡量 [5]。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量研究中进行了诸多尝试。何帆和刘红霞（2019）在早期研究中采用虚拟变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即通过“0”和“1”区分企业是否实施数字化[3]。然而，这种方法仅能识别转型与否，而无法量化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而后陆洋等（2021）基于业务融合视角，通过考察企业业务转型的覆盖范围来量化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6]。此外，Briel等（2020）基于数字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三个维度构建评估框架，通过分析企业年报及相关公开文件中的文本信息进行量化测度[7]。吴非等（2021）和袁淳等（2021）则是构建特征词库和提取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特征词来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1,8]。池毛毛等（2020）在研究数字化对企业产品绩效的影响时，基于虚拟化系统、移动系统和嵌入式分析系统等关键技术，结合数字战略相关理论及国外成熟量表，最终从数字技术的运营优化、资源整合和组织转型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化技术的衡量体系[9]。
第二节 企业价值再造的相关研究
一 企业价值再造的测度研究
（1）企业价值是公司在并购过程中定价的关键标准，此外企业价值也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未来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现有研究对企业价值的综合分析可归纳为三类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强调企业价值的市场决定属性，以张宣庆（2005）和徐泽磊（202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企业价值体现为股本市场价值，即股价与股本的乘积[40,41]。孙洪庆（2002）、王涛（2005）和李增福（2013）等学者进一步强调，企业价值是市场对企业整体发展潜力的综合评估，既包含有形资产价值，也涵盖知识产权、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42-44]。周俊伟（1998）则从并购重组角度提出，企业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折现值，理论上表现为股权与债务价值总和[45]；其次是获利能力观，左庆乐（2004）认为高新技术企业价值取决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折现总值[46]，随后，孔德议等（2013）将企业价值拓展为企业全产业链价值的总和[47]；最后是效用满足观，李莉（2011）将其界定为并购活动中主体对客体效用的满意程度[48]。Jensen（2018）提出的“优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主张，企业价值最大化需要确保为利益相关者创造的资源价值不低于其投资总额[49]。
（2）关于企业价值再造，Sirmon等（2007）的研究表明，当企业具备比竞争者更出色的能力来满足客户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时，不仅能保持或增强长期盈利水平，还能为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这一过程即构成了企业价值再造的核心内涵[50]。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价值创造的关键之处在于为顾客给予独特的价值体验。如果一个企业可为客户创造出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效益，那么这便形成了该企业的竞争优势[51,52]。Grudinschi等（2015）指出，网络价值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动态的价值创造过程，并将网络价值创造能力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现有网络价值的整合能力，二是对未来网络价值的重构能力[53]。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4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4
一 价值创造理论 ........................... 14
二 组织变革理论 ................................ 14
第四章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再造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23
第一节 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状况 ............................... 23
一 数字化转型的测度 ............................... 23
二 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分析 ....................... 24
第五章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再造影响的实证分析 ........................ 36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36
一 模型设定 ................................ 36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37
第七章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价值再造提升的对策建议
一 企业层面
（一）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借助强化企业创新水平，得以提升企业价值再造能力，企业应当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着重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服务平台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和应用，可经由创建专项技术研发资金、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等方式，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充分调动员工创新积极性，切实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实施。
（二）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融资约束
数字化转型可对企业融资约束起到缓解作用，以此提升企业价值再造能力，企业需要借助数字化转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