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区域经济论文，本文从协同发展机制、创新要素配置、成果转化路径及制度保障体系四个维度提出政策优化建议，旨在推动创新示范区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在当今全球资源稀缺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1]。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设定了未来15年在减贫、健康、教育、环保等17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3]。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议程，并在国内积极推行相关政策与措施[4]。2016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明确提出创建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任务[5]。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标志着中国开始通过区域层面的探索和实践，为整体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示范并发挥带动效应[6]。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积极履行国际承诺的决心，也是针对国内外发展形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重要举措[7]。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创新示范区”）作为先行先试的区域载体，承载着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任[8]。它们均聚焦于当地特色产业与突出的环境社会问题，通过整合各类创新要素，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等，试图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在此背景下，对创新示范区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评估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评估创新示范区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不仅可以了解其适应和融合程度，对建设生态型区域自主创新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还可为其他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对于创新示范区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的专项研究尚显不足，聚焦于绿色创新能力评估这一细分领域更是存在诸多空白，文章通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绿色创新能力评估体系，揭示了绿色创新在不同区域中的差异化表现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再次，通过详细分析创新示范区在绿色创新方面的实践探索和成效，揭示了绿色创新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中的关键作用，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现实意义
创新示范区作为先行先试样板，其经验推广对全国意义重大。文章不仅关注单个示范区的绿色创新能力，还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示范区的表现，探索了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的差异及其成因。这有利于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与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实践参照，带动全国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探索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促进跨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均衡化，推动全国范围内绿色创新能力的协同发展。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2.1理论基础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一。20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与生态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生动且震撼地描绘了环境污染带来的灾难性景象，这一作品如同一记警钟，引发了全球对传统发展观念的深刻反思与广泛讨论[9]。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对其概念和定义进行了详细阐述，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需要的发展模式[10]。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探讨迈向全球行动[11]。中国政府随后发布《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在1997年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2]。
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三大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共同、协调、公平、高效、多维的发展目标[13]。公平性原则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上的公平[14]；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确保自然资源能够持久供应人类需求[15]；共同性原则表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共同的目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携手应对全球性的环境和发展问题[16]。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生活质量与社会进步的协调适应[17]。可持续发展理论代表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巨大转变，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社会、能源的和谐统一，是人类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18]。
2.2相关研究热点
2.2.1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研究热点
（1）国外热点
为系统梳理国际学术界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的学术动态，本研究依托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基础，以“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主题检索词，设置文献发表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通过主题相关性筛查和文献质量评估，最终纳入2892篇有效文献。为可视化展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运用VOSviewer知识图谱工具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生成2012—2024年国际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的知识图谱（如图2.1所示）。通过分析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技术（technology）”“生产（production）” “应用（application）” “健康（health）” “实践（praticipant）”等关键词在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2030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的关注重点。
上述热点表明，尽管国际学界已认识到技术创新对SDGs的推动作用，但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这一特殊政策载体的绿色创新能力研究仍存在三方面空白：其一，缺乏融合“投入—产出—基础”的系统性评价框架；其二，忽视区域异质性对绿色创新路径的影响；其三，对创新示范区经验的可复制性机制探讨不足。本文通过构建绿色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体系，聚焦11个创新示范区的时空分异特征与障碍因素，正是对上述空白的针对性回应，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区域实践提供中国范式参考。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实证模型 ....................... 18
3.1 研究区概况 ........................... 18
3.2 实证模型 ...................................... 20
第4章 绿色创新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27
4.1 指标体系构建 .............................. 27
4.1.1 创新投入.................... 27
4.1.2 创新产出.............................. 28
第5章 绿色创新能力子系统交互作用分析 ................... 46
5.1 格兰杰因果检验 .............................. 46
5.2 灰色关联度分析 ............................ 48
第5章 绿色创新能力子系统交互作用分析
5.1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确保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有效性，需首先验证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特征[149]。基于熵权TOPSIS方法对11个创新示范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系统的多维度评估结果，选取创新投入（TR）、创新产出（CC）及创新基础（JC）三个子系统指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为增强结论可靠性，采用LLC、IPS、HT及PP四种检验方法开展多维度交叉验证，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5.1
由于数据非平稳，不能直接使用相应的变量来构建模型，需要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然后再次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看数据是否平稳（郭捷、杨立成，2020；鲁欣、宋慧晶，2021）[150, 151]。对一阶差分处理之后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相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平稳。
接下来对P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通过计算模型的单位根特征值，看其是否全部落在单位圆内（小于1），从而验证模型的稳定性[152]。从图5.1可以看到PVAR模型的三个估计点全都落在单位圆内，表明所构建的PVAR模型稳定，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第6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以创新示范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创新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构建涵盖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基础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空间自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2012—2022年11个创新示范区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系统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空间关系、区域差异及障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创新示范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总体特征。两极分化显著，创新示范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呈现“高水平城市引领、低水平城市集聚”的极化特征。深圳市综合得分均值遥遥领先，而枣庄、临沧等城市排名靠后，区域间差异泰尔指数最高达0.283（2018年），表明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动态增长与分化并存，鄂尔多斯、太原等城市年均增长率超5%，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而徐州、枣庄因资源投入不足或产业转型滞后，能力水平持续下滑。时空分布从“单峰右拖尾”演变为“双峰分化”，反映高、低水平城市集群效应增强。
（2）空间联系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