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从政府创新扶持和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做了充分证明并且发现环境建设的贡献相对较大；考察期内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这加快了数智化转型转变为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
1.引言
1.1研究背景
1.1.1绿色可持续创新是企业永续繁荣的必由之路
新世纪以来，全球环境治理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生态承载力的持续衰减与污染物排放的指数级增长形成尖锐矛盾，促使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学术共识升华为国际治理的核心范式。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战略框架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落地的转换过程中，仍面临路径模糊性、技术瓶颈和制度协同等系统性挑战，其可行性边界亟待实证检验。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创新性地提出生态价值转化理论，将生态优先理念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顶层设计。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培育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和碳汇经济新业态，着力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二元对立难题。
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创造性提出的“3060”双碳目标路线图，不仅精准锚定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更通过建立碳市场交易机制、绿色金融创新体系等制度供给，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范式[1]。随后，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低碳技术革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当下，生态型创新正加速演进为驱动经济增长范式跃迁的核心引擎。市场主体特别是工商企业作为创新要素配置的关键节点，其生态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碳中和愿景的实现效能与产业体系低碳化进程的质量。破解企业级绿色技术供给的“卡脖子”困境，已然上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性命题。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维度，传统发展模式的环境代价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间的张力持续显现。突破资源依赖型增长惯性，破解传统工业化路径锁定效应，需要构建具有制度韧性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这不仅关乎技术路线的迭代更新，更是对生产函数要素重构与制度创新的系统考验。实现这种范式转换，既要通过碳足迹核算体系重构生产要素定价机制，也需借助绿色金融工具创新引导资本要素流向，更需要建立环境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同演进机制。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目的
数字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数智化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寻求高质量发展的破解之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全面探讨数智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为推动企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数智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影响：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数智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创新能力，揭示数智化转型对企业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以及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方面的具体作用。
第二，分析数智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传导机制：基于外部性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深入分析数智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内在传导机制，明确政府创新扶持和环境建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环境建设如何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
第三，考察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本文还旨在研究融资约束对数智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探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如何强化数智化转型对绿色可持续创新的赋能效应。
第四，提供实业界的实践指导和启示：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希望为实业界深化数智化转型战略、践行绿色可持续创新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和启示，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数智化技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2.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
绿色可持续创新是指在产品、服务或流程设计中融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方式[54]。作为一种战略性发展范式，它强调企业在全生命周期内系统性地推进环境友好型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模式要求企业构建包含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和市场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通过持续迭代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提升。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过程要求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还需时刻关注其对环境和社会的积极贡献，确保这些绿色创新项目能够持续不断地实现商业化运作，从而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
这一过程强调以下基本特性。绿色属性：所推进的创新项目需展现出显著的绿色特质，这体现在其制造流程中能够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材料消耗的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控制，以及所提供产品在有害物含量或环境污染方面的显著降低乃至完全消除。时间维度的持久性：绿色创新实践不应是短期的行为，而应是一个历经较长时间跨度的持续过程。经济效益的持续递增：此过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于推动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确保创新实践不仅有益于环境，同时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经济回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化：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如减少资源的不必要消耗、降低碳排放量、积极促进循环经济的构建以及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绿色可持续创新致力于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2.2理论基础
本小节介绍了文章的三个理论基础，分别是外部性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目的是为后文的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2.2.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于分析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的（正外部性）或负的（负外部性）。外部性理论从提出至今,其发展经历了马歇尔、庇谷和科斯这三个里程碑阶段。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部经济”，文中写道：“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第二类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1924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于《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并基于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这一角度,应用边际分析法,提出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最终形成外部性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著名的“庇谷税”。20世纪60年代,科斯于《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庇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初始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会得到最优配置,理性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将不复存在。由此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内外学者常用外部性理论研究数智化转型的外部效应。数智化转型的积极外部性显著体现在效率提升与成本节约上。企业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了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有效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种效率革命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更为其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竞争优势（陈晓红等，2022）[66]。王勇等（2023）聚焦于国有企业数智化转型的赋能机制与外部效应，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文本分析工具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数智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特定性，通过优化人力资本、提高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来实现[67]。此外，国有企业的数智化转型还产生了显著的外部效应，包括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和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稳定器效应。
3.数智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研究设计..............27
3.1研究假设..........................27
3.1.1数智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影响................27
3.1.2数智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的机制分析..........28
4.实证分析...........................34
4.1描述性统计分析............................34
4.2平行趋势检验......................34
4.3回归分析..........................36
5.结论与展望................................47
5.1结论与讨论.............................47
5.1.1数智化转型会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创新..................47
5.1.2政府创新支持和环境建设是关键机制....................48
4.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用Stata基于2007-2023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做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各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极值等基本统计量呈现出显著的行业特征与时间趋势。如绿色可持续创新的均值为2.504，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306，表明不同企业间差异显著，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数智化转型的均值为0.253，标准差为0.434，说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下的数智化转型较为协调。
5.结论与展望
5.1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推进的双重背景下，探究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以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选取2007-2023年间1312家A股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集，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了数智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智化转型对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为确保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实施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严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即便在经过这些检验后，数智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正面影响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