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医学论文，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该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未能对维生素D和维生素K缺乏的人群进行后续补充治疗研究；评估ASD患儿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时未能用诊断金标准—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
第2章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病例组（ASD组）：
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2月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心理行为科就诊的儿童，对ABC量表或CHAT-23量表筛查阳性的患儿进行随访，由高年资主治及以上医师完善CARS评估并DSM-Ⅴ确诊为ASD的儿童为病例组。
纳入标准：
①首诊年龄在18~72月龄；②符合DSM-Ⅴ关于ASD的诊断标准；③近一月均未补充维生素D、K制剂、未使用抗生素和华法林等影响维生素D和K代谢的药物；④所有患儿CHAT-23或ABC评估阳性，均完成CARS、Gesell评估、颅脑MRI和遗传代谢检查；⑤所有患儿均进行血清维生素D、维生素K1、K2的检测；⑥家长知情并同意完善相关检查，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①合并听力障碍或发音器官障碍者；②合并神经系统疾病及脑功能器质性病变者：如癫痫等；③合并内分泌、染色体遗传代谢性疾病：如Rett综合征等④合并肝肾疾病、血液系统等其他严重疾病史；⑤资料信息不完善者。
2.2研究方法
2.2.1一般资料收集
采用统一印制的调查问卷收集基本信息，主要分为儿童部分和母亲部分，儿童部分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检查日期、出生体重、出生身长和家族遗传病史，近期补充维生素D、K制剂情况；母亲部分包括文化程度、生育年龄、母亲妊娠情况。
2.2.2研究工具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23（CHAT-23）
CHAT-23量表作为ASD筛查的一级筛查工具，主要用于在普通儿童中筛查出疑似患儿，适用于≤24月龄儿童。量表由2部分构成，A部分是由主要带养家长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如实填写，共有23个问题；B部分是由有经验的心理行为科医师现场和儿童互动后进行评估，主要分为4个方面，通常A部分评估阳性后再进行B部分的评估，一旦B部分阳性则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此量表具有操作简单、方便快捷的优势，有研究者[22]对其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评估，得出其筛查ASD患儿的能力较强，其特异度为灵敏度为0.98，特异度为0.85。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
ABC量表常用的ASD二级筛查量表，适用于＞24月龄儿童，1978年由Krug等[23]编制，1943年被杨晓玲[24]引入中国并开始使用，量表分为5个维度：感觉（S）、交往（R）、运动（B）、语言（L）、和自我照顾能力（S），根据不同维度列出共57项条目，每个条目按照4级评分制，总分大于53分为ASD可疑，大于67分为阳性。
第3章结果
3.1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共纳入331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ASD组有131例，其中男生102例（69.5%），女生29例（22.1%），年龄中位数为40.00(28.00,50.00)月，对照组共有200例，男生142(71.0%)，女生58(29.0%)，年龄中位数为38.00(27.00,54.00)月，两组儿童最小年龄均为19月龄；根据一年四季划分标准，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依据入组季节将两组儿童划分为冬春组（12~5月）和夏秋组（6~11月），ASD组中入组人数分别为91(69.5%)、40(30.5%)，对照组中为127(63.5%)和73(36.5%)。对两组儿童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两组儿童在入组季节、年龄、性别、胎龄、胎儿出生体重、出生身长及母亲生育本胎年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出生胎次方面，ASD组儿童中非第一胎比例高于对照组（P<0.001），ASD儿童母亲文化程度低于正常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6.960，P<0.001），详见表1、2。
3.2两组儿童脂溶性维生素D、K水平比较
本研究中两组儿童均完成了血清25(OH)D、维生素K1、维生素K2水平的检测，经正态性检验，两组数据均为偏态分布。
ASD组儿童25(OH)D水平中位数为24.10(20.10,29.30)ng/ml,对照组中位数为30.60(24.25,38.80)ng/ml，总体水平中位数为27.80(21.80,35.10)ng/ml，ASD组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957，P<0.001）。
ASD组儿童维生素K1水平中位数为0.48(0.20,0.97)ng/ml,对照组中位数为0.88(0.41,1.72)ng/ml，总体水平中位数为0.68(0.34,1.40)ng/ml，ASD组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917，P<0.001）。
ASD组儿童维生素K2水平中位数为0.14(0.06,0.28)ng/ml,对照组中位数为0.18(0.09,0.31)ng/ml，总体水平中位数为0.16(0.08,0.30)ng/ml，ASD组水平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28，P=0.033），详见表3。
第3章 结果........................... 7
3.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7
3.2 两组儿童脂溶性维生素D、K水平比较 ..................................... 10
第4章 讨论............................. 16
4.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分析 ......................... 16
4.2 两组儿童脂溶性维生素D、K水平比较 .................... 17
第5章 结论.................... 23
第4章讨论
4.1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分析
在本研究中共有两组研究对象，ASD组儿童共计131例，其中男女比例约为3.5：1，对照组儿童共200例。目前在最新的研究报道[3]中，ASD儿童男女患病比例为4：1，本研究结果大致与此符合，但造成性别差异的机制仍在研究中，没有达成统一定论，目前认为可能与遗传基因、性激素水平尤其是男性睾酮水平、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26]。本研究中两组儿童的出生情况、年龄、性别、出生情况和母亲孕期情况均无统计学意义，减少了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但是这与Robert等[27]进行的大型队列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低胎龄、严重宫内生长受限与ASD风险增加有关。分析本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两组儿童中均以足月正常出生体重儿为主，样本量较小，早产儿占比相对较少。在婴幼儿时期大脑具有最强的可塑性[28]，家庭是3岁以下孩子接触最多的自然环境，照顾者尤其父母是孩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因此家庭环境在儿童的健康成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母亲通常为主要带养者[29]，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儿童家长，ASD儿童母亲文化程度偏低，这与刘迎春、孙艳丽等[30,31]的研究结论一致，考虑原因可能是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家长会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孩子生长发育相关知识，较早发现孩子的异常行为，从而较早进行干预纠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教养孩子方面，有研究[32]发现母亲文化程度与科学教养方式成正相关，文化程度高的家长通常更多采用权威型教育方式，使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孩子。ASD组中非独生子女占比高于对照组，目前我国属于老龄化大国，继“二孩”之后国家放开“三孩”政策，生育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未来仍将会呈上升趋势。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儿童，ASD儿童更多出现在二孩或多孩家庭。在钱晟[33]进行的一项关于孤独症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与生育第二胎的家庭相比，生育第一胎时家庭养育环境较好，而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为孩子的健康身心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本研究发现，母亲生育年龄在ASD组和健康儿童组无差异，而与该结果不同，大部分研究显示[34,35]，父母年龄为30岁或更高与后代患ASD的风险增加有关，在不同研究人群（包括丹麦、以色列、挪威、瑞典和西澳大利亚5个国家）中进行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36]表明，ASD患病风险的增加不仅限于父亲或母亲年龄的增长，还包括父母年龄的差异，年龄差异过大也是患病风险增加的因素。总之，ASD的患病风险不断增加，其相关风险因素也在逐渐被更多的发现，在未来仍需要更多地区、更大样本的研究。
第5章结论
1、ASD儿童血清25（OH）D水平、维生素K1、维生素K2水平均低于正常儿童，提示ASD儿童应注意维生素D和维生素K的补充；
2、ASD儿童血清25（OH）D水平与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3、ASD儿童大多发育水平较差，血清25（OH）D水平与神经发育水平的5个能区DQ得分呈正相关，维生素K2水平与神经发育中的适应性和个人社交DQ得分呈弱负相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