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本文的样本范围是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计19,312个观测值。采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度量ESG，KZ指数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负向影响。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二十世纪以来，过度开采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已进入瓶颈期，一方面，全球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愈发严峻，另一方面，消耗资源所带来的边际效益也在逐步下降。全球急需探讨经济发展新路径，如何在兼顾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责任投资的理念应运而生。责任投资相较于传统投资理念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看重，更加倡导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注重考察企业对环境、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有机辨证看待两者的关系，即一方面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也不可一味保护生态而忽视经济增长的需求。
ESG投资起源于责任投资，其投资体系综合且实操性强，其定义由高盛集团于2006年提出，主张从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以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层面评估企业，并从中筛选出ESG表现良好的投资标的。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不断深化ESG概念，搭建ESG评估体系和信息披露标准，将ESG理念应用至实践中，极大程度促进ESG繁荣发展。
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ESG投资起步较晚，但伴随着监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MSCI国际指数将A股纳入等，我国ESG投资发展迅猛，市场前景令人期待。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末，我国涵盖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新能源等主题在内的ESG投资基金已接近200只，总规模超过了3000亿元，相较于2019年末410.81亿元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194%，增速喜人。但我国ESG投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ESG信息披露是ESG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尚未强制性要求企业披露ESG信息，且披露标准并没有统一的指引文件，市场对于ESG认可度较低，ESG投资策略实操性不足等。
1.2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1.2.1研究目标
本文选取华证ESG评级数据，分析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从信息供给维度衡量上市公司信息环境，选取信息传播路径——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信息质量——可操纵应计盈余（Opaque）两个指标，检验信息环境的中介效应。同时，进一步研究在不同代理成本下ESG评级价值效应的异质性；当疫情影响导致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显著变化。最后结合稳健性检验（替代融资约束度量方式——SA指数、滞后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强化本文假设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1.2.2研究思路与内容
第一层，文献回顾。梳理国内外有关ESG理论、评级体系及经济后果、融资约束成因、影响因素及度量方式、信息环境定义及度量方式等相关文献，并从中提炼本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第二层，理论分析。本文研究出发点是基于四大理论：MM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进一步结合ESG评级和信息环境现有研究提出本文假设。
第三层，实证检验。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层面包括：样本范围选取、确定数据来源、变量定义（被解释变量-KZ模型、中介变量-信息环境模型、控制变量）与模型设计（多元回归模型为主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为对照）。实证结果及分析层面包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来论证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ESG评级通过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渠道发挥价值效应，进而舒缓企业融资困境。同时，进一步探讨不同代理成本下ESG评级价值效应的异质性；当疫情影响导致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ESG评级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显著变化。最后以稳健性检验（替代融资约束度量方式——SA指数、滞后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强化本文假设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ESG的相关研究
2.1.1我国ESG发展历程
传统财务报表更多反映的是企业现时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而ESG评级可以向投资者传递企业长期战略规划、商誉、品牌价值等特质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全面评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内在价值，更有效抓住投资破局点。随着ESG投资理念兴起，投资者注重ESG理念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企业要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得一体化看待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三个要素。
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ESG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受益于政府部门和监管的高度重视，ESG投资发展迅速。而ESG信息披露是未来ESG发展的基础要件，我国正在不断推动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我国ESG发展历程如图3所示：
2.2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
2.2.1融资约束的成因
Fazzari等（1988）认为，现实中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企业信息环境并不透明，外部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获取企业充足信息，叠加公司治理制度所引发的委托代理矛盾，投资者往往会要求企业在原有对价上支付更多的补偿金，进而导致企业内外源筹资成本不对等，而企业往往只能放弃投资最优盈利项目。
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是融资约束的两大成因。首先，由于资本市场不完美，外部投资者并不掌握企业特质信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对投资标的进行尽调，因此，外部投资者会要求企业在原有对价上支付更多的补偿金，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风险补偿来弥补信用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损失，进而导致企业向外源筹资的成本高于内源。
其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造成委托代理问题的先决条件。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往往会隐瞒公司消息，损害股东利益。基于此投资者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风险补偿来弥补代理成本所带来的损失，进而导致企业内外源筹资成本不对等，从而产生了融资约束问题。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1
3.1理论基础..............................................-21
3.1.1MM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21
3.1.2利益相关者理论..............................-21
第四章实证设计......................................-28
4.1研究设计...................................-28
4.1.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8
4.1.2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28
第五章实证结果与分析................................-34
5.1描述性统计分析..............................-34
5.2相关性分析.............................-35
第六章拓展性研究
6.1异质性检验：代理成本
如前文所述，ESG评级具有治理效应，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有效抑制企业代理成本，有助于舒缓企业融资困境。如果ESG评级能通过治理渠道发挥价值效应，那么相较于治理水平高的企业，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受益于ESG评级治理效应的程度应该更大，即ESG评级系数的显著性或数值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照陈玉罡等（2018）[85]、陈克兢等（2021）[86]的做法，公司代理成本AC=（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按照AC的年度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代理成本与代理水平呈现负向变动，AC=1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低；AC=0表明公司治理水平高，以此实证检验在不同治理水平下，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如表15所示，治理水平低组（AC=1），ESG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系数大小为-0.289；在治理水平高组，ESG回归系数虽然也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但系数大小为-0.154，系数绝对值较小。由于两组系数显著性相同，直接对比系数绝对值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因此本文参照连玉君等（2017）[87]进行似无相关模型检验，如表格最后一列显示两组间ESG系数差异（b1-b2）为0.135，两组系数差异在1%水平显著（P组=0.0000）。上述结果论证了上文观点：ESG评级具有治理效应，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有效抑制企业代理成本，有助于舒缓企业融资困境。相较于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ESG评级的治理效应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作用更明显。
第七章研究结论、启示与局限
7.1研究结论
全球经济正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随着ESG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将ESG理念运用于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行为中已然是大势所趋。我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相对不透明，企业外部筹资的渠道有限，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较为严峻。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信息环境的角度出发，论证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本文的样本范围是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计19,312个观测值。采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度量ESG，KZ指数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负向影响。在影响机制分析中，本文选取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可操纵应计盈余（Opaque）度量信息环境，验证了信息环境在ESG评级影响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中介效应，论证ESG评级具有信息效应，通过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渠道，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代理成本下，ESG评级的价值效应具有异质性；当疫情使得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