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围绕双雪涛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变进行研究，将其作品放置在一个线性的、动态的过程中比较阅读，还原“东北”在其小说中的价值定位，及其作品尝试走出“东北”的优劣。
第一章 从东北开启的“旅程”：双雪涛小说叙事的原点
第一节 记忆和历史的虚实交织
“东北故事”作为双雪涛“东北书写”的起点，不仅仅是以下岗为核心的读者想象，更是对历史变动与当下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双雪涛以文学的形式对历史作出呼应，以“子一代”的亲缘目光去打量时代的创伤，相比较于同时期“80后”作家的摩登都市叙事，双雪涛的叙事更具时间感和历史感，重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被遮蔽的空间的还原，体现出了时代对历史记忆的消解与重塑。历史的发生无暇顾及道德准则，但是记忆在客观现实外却蕴含着道德，个人命运、人际关系变动的背后总有一双手在“暗箱操作”。在追溯成长记忆的同时，双雪涛也试图传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关键不在于改变过去而是聚焦当下。
一、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
在“铁西三剑客”的文字和相应的影视改编剧中，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将过去的历史置于当今的语境中来进行重演，读者们以一种更感同身受的方式来体会到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塑造了两代人的性格与人生。可以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们都有着相似的诉求，即将这段镶嵌在身体中的记忆找到一个出口。耐人寻味地是，双雪涛选择了“家庭”这一载体作为入口，将整个时代的宏大历史透过家庭这一微观的个体来展现，发出知识分子后代、工人阶级后代的不同声音。
在“家庭”关系中，女性角色往往是整个家庭状态的缩影。《平原上的摩西》中“傅东心”这一形象十分典型，她不同于世俗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和妻子。在工作单位时，她不喜欢与人交际习惯于独处，总是一个人在角落看书；与丈夫“庄德增”的相处中，她说“只要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的胡思乱想，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25；即使在婚后，傅东心也并不关注儿子的成长和家庭的琐事，不要索取与付出而是希望互不打扰。在她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与整个时代的格格不入，这种不兼容感也体现在与庄德增组建的家庭关系上。傅东心对庄德增的疏远，可以在他与李守廉的对话中找到答案——“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26或许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但可以作为一点强有力的支撑。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后代与工人阶级结合后精神上无法交流的不适感。傅东心与庄德增早就相识，而却在婚后生子才得知这一真相，傅东心无法忘记历史，无法逃避真相，她对过去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也正因如此，二人夫妻关系的疏远以及整个家庭关系的冷淡都有迹可循。
第二节 社会改革的文学“纪念碑”
双雪涛的“东北故事”是区域变迁的现代历史铭文，是历史和阶级修辞的“东北表述”，具有超越东北经验的普遍性。东北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它的工业废墟铭刻着时代主流的“兴—衰”叙事，体现着东北在20世纪90年代的共同体意味。伴随东北旧工业体系的消散，工人阶级的福利保障体系也随之崩溃，社会的阶级分层愈发明显。不仅如此，东北故事对应的还是中国故事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处于改革的阵痛之中。随着国家生产力的变迁，国有工业经济举步维艰，双雪涛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地方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整个城市在世纪之交的尴尬处境。
一、被他者化的“锈带”城市
20世纪50—70年代的“东北”，是计划经济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叙事空间，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最具代表的象征符号。从林海雪原的战斗英雄杨子荣、用身体制服井喷的铁人王进喜到时代弘扬的雷锋精神，从第一辆汽车在辽宁迫击炮厂的鸣笛、第一台大型机床试制成功到第一架国产飞机升空，从出人才、出机器到出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三十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着东北这样众多的民族英雄和坚韧的工业精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嘹亮口号曾一度响彻社会主义建设的上空。刘岩也曾明确的表述“北方”一直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意象，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的意识形态实践的展开，曾经和谐统一的北方意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36，“南方”逐渐取代了“北方”成为了文艺创作主要表达的核心空间意象。
第二章 突破“东北书写”的探险：叙事策略的延展与新变
第一节 地理空间：城市想象的变化
城市不仅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实体空间，更是文化与精神交织的浩瀚宇宙，它如同一面多棱镜，既映射出物质文明的璀璨光芒，又折射出精神世界的深邃幽远。当研究者试图在双雪涛的小说中钩沉现代化进程中东北工业城市兴衰史时，双雪涛却直言虚构在他的小说中占有很大比例。在双雪涛早期的东北故事中，“沈阳”是大部分作品的城市背景，然而文本中的沈阳在细节上却与现实的沈阳城市大相径庭。当然，他写的又确实是沈阳，但这个沈阳是被叙述出来的，是经验和话语中的沈阳，而非沈阳的客观呈现。①可以说，双雪涛书写城市并不是为了再现客观现实，而是表达出特定时空中的城市想象、记忆与感知。
不同的地理空间会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而独特的地域文化也会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心境，因此要深入理解双雪涛叙事策略的新变，就必须了解双雪涛生活过的地理空间。2015年，双雪涛离开生活了三十年的故乡沈阳到北京生活，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游走，也使其城市经验进一步拓展。他在采访中说到“离开东北之后——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生活，回望的态度使我看东北可能有些变化”②，正是如此，得以窥见其小说故乡与异乡的双城对照形式。伴随“出走东北”后感知到的城市氛围的变化，双雪涛开始有意回避作品中的“东北”语境，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迥异的城市生存想象。
一、“在东北”的“我城”记忆
“我城”之“我”不仅是生存空间，更是灵魂的安顿之所。经济、文化的差异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我城”，对不同的个体而言也必然有着大相径庭的“我城”风貌。在双雪涛的笔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沈阳是他叙事的开始，沈阳自然成为了他独特的“我城”文化地标。这座城市融合了双雪涛的个人经验和创造性想象，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还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意义。
第二节 故事空间：“去东北化”的全新尝试
叙事学家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故事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故事空间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除了为人物提供了必须的活动场所，故事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①这也是双雪涛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即采用俯瞰视角全景式地描绘故事空间，将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一并展现在读者眼前。随着创作的深入，双雪涛小说中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铁西区、艳粉街、工厂等熟悉的场景消失不见，随之出现的是书房、救护车、宾馆、酒馆甚至阳台这些密闭的场所，双雪涛开始将叙事焦点转向更为细腻的场景描绘，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体验。
在人物处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物视角也随之发生转变。在双雪涛的东北故事中，“我”一直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去进行叙事，而当“我”终于成为一个成人时，“我”的形象不再是“子”而是“夫、父”，“我”的身份是“作家、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可以发现双雪涛将目光从创伤记忆转向对作家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不仅如此，双雪涛的叙述技巧也发生改变，因为当小说中关于某个空间的描述是通过人物视角得以展现时，那么故事空间就会出现不同的特点。在双雪涛的东北故事中，作品大多呈现出一种宏大的叙事，日常生活即大历史，小说体量也多为中篇。但小说集《猎人》是由短篇小说组成，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放弃了对小说质感的追求，而是以一种更精巧的内化叙事方式在架构作品。
第三章 对“东北”的回望：叙事艺术转变后的精神回归 ..................... 51
第一节 返乡的趋向：“出走东北”的不同结局 .................................. 51
一、荒谬的出走生涯 ...................................... 52
二、以辩证性回归为前提的出走 ............................ 54
第四章 “出走东北”的思索：双雪涛小说叙事的未来 ......................... 74
第一节 尝试走出“东北”的背后 ................................ 74
一、作家自身的“书写圈套” .............................. 75
二、在“影响的焦虑”中重构 ........................ 77
结语 ................................... 84
第四章 “出走东北”的思索：双雪涛小说叙事的未来
第一节 尝试走出“东北”的背后
“东北”承载着双雪涛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双雪涛文学创作的起点。但双雪涛对“东北”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开始的时候他欣然接受着故乡的精神滋养，将个人记忆和东北老工业区紧密联系。紧接着在文本内容上与“东北”全然割席，如今又以回望的姿态与故乡重新建立联系。因为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东北”逐渐成为限制其艺术视野发展的“舒适区”，但个体在故乡环境中形成的认知框架无法轻易改变。而且对于双雪涛而言，“新东北作家”的定位已难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文学理想。他迫切希望撕掉有关“东北”的标签，去追求更为自由的叙事空间。
一、作家自身的“书写圈套”
双雪涛频繁地将视线聚焦在东北这一失去荣光的地域，用笔触刻画那些蕴含沉痛记忆的历史瞬间，其创作取向的背后，蕴含着多元的背景因素与深层动机。双雪涛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多以东北“下岗潮”为背景，描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