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时文书写”作为新的研究视野，探析其在近代文学转型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为后来者提供一份研究近代小说与社会转型的思路。
第一章 明清小说中的“时文书写”
第一节 明清时期“时文”的基本情况
明清时期，“时文”是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它的特殊性在于既是文体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科考的规范与选才载体。基于上述特点，“时文”在明清两代一直承担着选拔社会文化精英的历史使命。与之相随的是它受到了其他文体所没有的赞扬和批判。科举制在一定时间内确实起到招揽人才的效果，积极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但为钳制思想，又陷入一个更为疯狂的境地，这种疯狂因“时文”而产生。“时文”只谈儒家文化而与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渐行渐远，以至于酿成近代以来的巨大悲剧。“时文”是科考的具体选拔载体，儒士群体对科举制批判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时文”的固步自封，这一点通过“时文书写”展示出来。
科举始于明朝建立，朱元璋颁发诏令：“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③）并且他还强调国内和处理对外事务的文官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才能被任用，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不能授予官职。明朝统治者通过颁布相关的诏令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从而奠定科举制在明清两代的权威地位。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培育学识渊博、能力出众的官僚群体用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前朝相比，明朝对科举制度进行适配性的调整，具体来讲：“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①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科举的演变以及“时文”在考试内容和文体形式上的特点，考试内容在继承唐宋旧制的基础上适应性调整，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命题范畴，致使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时文”写作模板式限定，既建构了统一评判标准，又在思想层面达到控制儒士群体的目标。
第二节 明清小说中的“时文书写”
“时文”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作为一种文体，却是以科考工具的形式被世人熟知。“时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独特组织结构，使得它成为统治阶级“抡才”的重要手段。儒士群体对其是又爱又恨，这种特殊的感情在小说中极为明显，极大程度上成就了明清小说的历史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对世俗文学的需求不断增加。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的文人开始参与白话小说的创作。“这些文人多是从科举场上走下来的失意之士，半辈子对八股文的钻研磨练，使其在一举手投足间都带上文章的习气，文章的写法、阅读鉴赏法和一系列理念由此潜移默化地被传输到小说的领域。”②）因此，明清时期的绝大多数创作者对“时文”有着很深的理解，冷静地反思“时文”的弊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兼善”的特点赋予了明清文学包容、吸纳的文学特性，“时文”这一热点社会话题自然就成了明清文学重点吸纳的对象。即小说为“时文”提供了一个可以叙事的载体，“时文”丰富了小说的题材。明清小说的特点又为“时文”预备了充足的表现场地。从小说和“时文”关系来看，存在一种有趣的互动：
小说与时文为反比例。讲究时文者，一切书籍皆不得观览；一切世务皆不容预闻。至其目小说也，一若蛇蝎魔鬼之不可迩。而小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等之资料。
第二章 傅兰雅征文与《清末时新小说集》中的“时文书写”
第一节 傅兰雅征文对文体改革的意义
学术界普遍将中国现代小说兴起的时间节点定于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认为这是中国小说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起点。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傅氏举办的小说征文活动，小说征文活动为中国小说的转型搭建了一个过渡性的桥梁。傅氏征文活动从小说的社会功能入手，矛头直指彼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弊端之一——“时文”。这一做法不仅为文学发展孕育出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将时代弊端与社会革新相结合，为彼时有志之士“救亡图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法。
一、 含混杂糅的传统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混杂且处于一个被主流文学排除在外的尴尬境地。如果以傅氏征文为限，那么古代小说的定义及地位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发展捎带而来的非必需“消遣品”。换言之，小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文学。小说一词最早出自《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可见，小说最初指的是琐碎、不成体系的言论。在传统的学术语境和文学观念中认为小说带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不能够承载“大道”。西汉刘向、刘歆编撰《七略·诸子略》时曾总结过先秦至汉初的各家学派，其中“小说家”被放在了最后。对于这一排序，班固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②）稗官是古代专门搜集民间街谈巷语、传说故事的小官，其职责是为统治者了解民情风俗提供参考，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通俗性。同理可得，通俗小说的地位相对较低。东汉桓谭在《新论》也认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③）小说作家们通过汇集零碎、琐碎的言谈话语，选取身边切近的事例来带入进行创作，从而写成篇幅短小的故事。此类文学作品属于正统文化体系的边缘附属，难以契合正统统治需要，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未被重视。
第二节 《时新小说》中的“时文书写”
本小节以《清末时新小说集》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旨在进一步明晰此次征文作品带来的影响与意义。（以下简称为《时新小说》）《时新小说》共收录小说作品148篇，经过汇总整理成14册。其中符合小说标准的作品51篇，这其中包括15篇获奖作品，剩余的97篇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是小说（这些作品看似是小说，实则穿插了大量个人诗歌、对鸦片、缠足和“时文”的议论以及地方俚语）。《时新小说》作为傅兰雅小说观念推广的载体，集中反映了傅兰雅的“反时文”思想。该小说集从多个视角对“时文”弊病进行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反时文”理念和现代小说创作相结合，为探析近代文学观念转型和小说文本创作革新提供了研究素材。《时新小说》中对“时文”的书写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里，这一风格与征文启事密切相关，傅氏在征文时就试图将西方小说的技巧引入到中国传统小说中，促使《时新小说》在小说的题材、主题等进行取舍。此外，还衍生出两部与之关联密切的小说：《熙朝快史》《花柳深情传》（又称之为《醒世新编》）集中体现了区别于传统小说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好又反向印证近代小说的发展受到傅氏征文影响。
一、 宗教氛围浓厚的“反时文”
傅氏在发布小说征文时就明确要求：“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①这一要求直接影响到应征者中近一半以上都是教徒且在撰写小说时便以此为自己的行文基调。这种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应该是在激烈的碰撞中完成，伴随着争议与妥协等。但在傅氏的应征之文中看到的却是积极地迎合与解决，傅氏认为这“充满值得称赞的基督精神。”②）因而在写作时将反“时文”理念与基督教联系起来进行论述。
第三章 “新小说”中“时文书写”的消亡与推进 ................ 39
第一节 “新小说”中“时文书写”的消亡 ........................... 39
一、 “时文”选才弊病的积重难返 ............................. 40
二、 中西理念碰撞下“时文”的终结 ........................... 43
第四章 “时文书写”的转型意义及价值 .......................... 54
第一节 “时文书写”的小说史意义及价值 ........................... 54
一、 文体革新：小说创作观念及功用性的变革 ................... 54
二、 挣脱束缚：小说地位由文学边缘转向中心 ................... 55
结语 .................... 59
第四章 “时文书写”的转型意义及价值
第一节 “时文书写”的小说史意义及价值
晚清时期，“时文书写”折射出了传统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困境下进行的文化“自救”。这一创作实践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形成共鸣，促使小说从审美娱乐工具转变为挽救国家危难的重要媒介。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东方文化传统的自我调适、西方意识形态的干预影响促使小说文体实现从边缘性话语到主流意识形态载体的转变。
一、 文体革新：小说创作观念及功用性的变革
西方文化思潮的刺激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为中国小说的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促使近代小说焕发出蓬勃活力。然而，新旧观念的碰撞、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时代赋予近代小说的特殊历史使命都让转型过程充满曲折。近代小说整体上展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质。近代中国最早倡导“新小说”的人是西方传教士傅兰雅，他于1895年6月在《万国公报》上刊出“求著时新小说”的征文启事，这一提法并未引起学界极大的注意。因为彼时受“时文”影响，社会整体的文学观依旧以“温柔敦厚”和“代圣贤立言”为主题。这种极为克制的文学理念是不断地向内寻求力量，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在化解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时会显得力量十分单薄。封建专制体制的式微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播共同推动晚清社会变革，文化精英开始对传统儒家伦理体系进行系统性反思。
结语
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科举制下的“时文”凭借独特的政治需求及其衍生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构建起封建社会特有的精英选拔机制，再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及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流动、文化传承和政治架构产生了深远且持续的影响。“时文”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