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度发展阶段，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性相结合，使得媒介格局和行业生态焕然一新，UGC、PGC、PUGC、OGC、MGC、AIGC等多元生产模式共同构成了当前的媒介内容生态。其中OGC主体由于兼具新闻职业背景与新媒体技术经验在媒体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力量具有重要贡献。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生发于我国社会快速发展，传媒行业剧烈变革之际，有着独有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特性。
基于此，本文采用相对宏观的新闻社会学视角，考察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因素如何影响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又如何影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从而揭示OGC建设性新闻实践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为解读我国正值快速发展时期时社会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提供参考。
研究发现，在OGC建设性新闻的社会实践中，社会系统之于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影响主要分为政治、经济、技术、组织四个方面。第一，从政治因素来看，互联网众声喧哗的舆论场需要意识形态工作由传统现实社会延伸至网络空间。在媒体融合政策的推动下，激发OGC等多元参与主体参与网络治理成为构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的题中之意。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顺应了我国“正面报道”的传统理念指引，但新闻记者证的准入限制制约了OGC建设性新闻实践的采编工作，并由此引发了版权问题。第二，从经济因素来看，互联网经济催生了OGC的职业形态，新媒体营销、网红经济拓宽了OGC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以内容、广告、电商等形式盈利的渠道，这也使得OGC在建设性新闻实践中要面临广告商、用户以及平台流量机制竞争的压力。第三，从技术因素来看，技术赋能为OGC建设性新闻实践提供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但另一方面OGC也存在缺乏技术运用和技术意识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