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研究了数字治理平台赋能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深入分析了实现条件与可行路径。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多样的情况下，数字治理平台对推动治理转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概念，标志着我国开启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变革之路。此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策部署，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此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直备受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融入日常生活中，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对社会治理的支撑赋能作用也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治理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近来，党的二十大从执行和操作层面细化了对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要求，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由此可见，通过科学数字技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通过协商、竞争、合作等方式达成共识、团结治理力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是追求治理的有效性，即社会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已有研究指出，社会治理包含出政府管理、政社共治和社会自治等多个维度（陈丽君等，2020；沈永东、应新安，2020；郁建兴，2022）。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社会治理边界的不断拓宽，社会治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治理碎片化、管理力量松散化使得治理陷入“有力无处使”的困境；政社共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互动渠道不足，多元主体合作缺少统一平台和规范框架，政社互动无序低效且难以持续；社会自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区居民参与持续冷漠，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不足，难以实现自我治理。社会治理亟需引入全新的治理工具和手段以突破治理困境，实现整体性的变革。
1.2研究问题
基于政策背景和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数字治理平台和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论文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其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成为共同富裕新时期的时代命题，数字治理平台作为可能带来颠覆性变革的创新治理手段，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能否在实践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其二，数字治理平台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和治理手段，其具体作用方式和赋能机制仍处于“黑箱”状态，数字治理平台是如何加强政府管控，推进政社互动并提高社会自治程度进而赋能社会治理的？其背后的赋能机制是怎样的？其三，社会治理分为政府主导型、政社共治型和社会自治型三大模式，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三类模式分别陷入了治理碎片化、共治低互动、自治弱参与的自治困境，基于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和问题，数字治理平台是如何针对性地赋能？不同模式的作用机制又有何差异？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平台概念及发展
数字治理平台的发展与应用源于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数字技术”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是指在数字电子设备的基础上应用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相关技术，以实现数字化信息的处理、传输、存储和管理等一系列过程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欧美数字技术的治理实践可以分为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电子治理三个阶段，在这个进程中，数字技术的内涵和关注点不断变化。Marche（2003）等认为，在电子政务阶段，政府主要将数字技术作为向公众高效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行政成本的技术工具。此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创新，也从根本上重塑了公民的生活行为和使用习惯，单纯的信息公开和传递已无法满足公民对政府的需求，数字政府时代，公民更关注政府绩效、政府透明度、政府责任和权力监督，同时也对线上服务的多样性和政社互动的深度提出了诉求，这大大拓展了政府使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服务范围（Asgarkhani M, 2005），也不断改变着社会的参与习惯。进而，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在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两个阶段的应用，主要关注的是政府能够通过信息传递提供哪些服务，是浅层的功能问题，而对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对政府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务服务质量则涉及不深（Allen et al., 2001）。后者则关注政府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解决的是深层次的治理问题。实际上，在电子治理阶段，政府应该探索如何创新性地将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运行、服务、决策等政治过程中，实现治理模式的变革（Dawes, 2008）。
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治理需求的不断涌现，数字治理平台应运而生。数字技术以其开放性、便捷性和精准性使政府能够邀请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务，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把政府转变为一个平台（Baba, 2017），数字政府走向“平台驱动”模式（Ansell, 2020；黄璜，2020）。数字治理平台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实践。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平台因其在链接、规模化、中介作用和动员效应方面的特点，常被引入到公共治理的讨论范畴内，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组织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Ansell&Miura 2020；Waal&Poell,2018）。
2.2社会治理及其模式研究
2.2.1 社会治理概念及模式分类
关于社会治理的讨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治理理论，该理论逐步替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新的研究范式。治理（Governance）是由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管理能力薄弱、贪污普遍的现状，强调通过治理来提高执政能力，提升社会福祉。随后，治理概念被引入公共管理学科的讨论中。
相比于强调“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试图突破“政府失灵”的困局，强调建议减少等级控制和政府干预的干预力度，同时倡导公众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致力于推进政治制度向公民社会公开，治理者应向其所服务的利益相关人负责（Rhodes, 1997）。世纪交会之际，治理理论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俞可平（2000）认为治理是将公共、私人机构和个人连接起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持续性过程，旨在协调利益相互冲突的不同主体并采取联合行动，进而达到“善治”。随后，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治理理论进行阐述。总而言之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众等不同主体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合作协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过程（郁建兴，2020）。
社会治理是个大而广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具有多规模性、嵌套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李文钊，2017），不同治理模式有不同的适应范围，不同的治理场域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型，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应注重制度多样性（Ostrom, 2005）。从治理过程中国家的强制力程度和范围出发，治理理论的重要学者库伊曼（Kooiman）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如下：等级治理（Hierarchy Governance）、共同治理（Co-Governance）和自主治理（Self-Governance）。其他学者基于国家在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国家主义模型（Etatiste Model）、自由民主模型（Liberal-Democratic Model）、国家中心模型（The State-centric Model）、所谓的荷兰治理学派模型（The So-called Dutch governance school model）和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型（The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model）等五种模式（Poerre&Peters, 2005）。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14
3.1 理论基础 ................................. 14
3.1.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14
3.1.2 协同治理理论 .............................. 15
4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27
4.1 多案例研究法 ................................ 27
4.2 案例选择 .................................. 27
4.3 数据来源 ............................ 29
5 案例分析 ........................................ 31
5.1 数字治理平台强化政府管控的整合机制:浙里兴村共治社 ....... 31
5.1.1 案例介绍:浙里兴村共治社 ................... 31
5.1.2 案例分析 ........................................ 32
5 案例分析
5.1 数字治理平台强化政府管控的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