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论文，本文通过梳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的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并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地区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持续加大同各国的深度合作，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持续增加。《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幅为55%，1117.16亿美元增加到1734.9亿美元，连续3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同时，我国外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使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从2012年到2021年，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占比从14.1%增加到30.2%，实际使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这表明稳外资仍将是我国的长期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大背景下，我国2021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788.2亿美元，较2020仍保持16.3%的增长态势，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1年底，中国2.8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境外企业4.6万家，企业分布全球190个国家，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7851.5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6.7%，位居世界第三位。作为全球的双向投资大国，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对我国的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在19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仅为2146.5万吨，而在1950年至2013年的60年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了100多倍，远远快于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措施。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新的气候目标下，“十四五”规划出台了相应政策措施，力求在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
1.2研究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第一章是绪论。首先基于我国双向FDI和碳排放的发展现状，引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随后简要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最后是本文的研究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结合现有研究文献，分别梳理了I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O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双向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并做出简要评述。并梳理了双向FDI对碳排放的理论基础，I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污染天堂”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OFDI对碳排放影响的相关理论包括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波特假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第三章分别对我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的现状和特征做归纳梳理，同时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全国样本和分区域样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碳排放现状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是梳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本章主要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双向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同时也梳理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第五章是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实证分析。首先，进行模型设定，对变量选取、指标计算和数据来源进行了明确解释；其次，进行基准回归并从地区层面对实证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并给出解释说明，同时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第六章是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检验。本章利用中介机制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路径；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引入环境规制与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交互项，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应的调节效应。
第七章是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提出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IFDI碳排放效应相关理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最早是由库兹涅茨提出的，用来解释收入分配与收入水平关系，随后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该理论也适用于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1]，该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会选择以环境成本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也随之改变，环境污染因此会逐渐加重，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会达到峰值，即“临界点”或“转折点”，此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保意识也不断加强，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广泛重视，环境质量也将逐渐得到改善。
当经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达到一定阈值时，污染物排放总量将达到最高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应对污染措施的加强，环境污染的水平开始下降，形成倒“U”型曲线。因此学者们通常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因素来解释倒“U”型曲线的形成原因。①规模效应。Grossman（1995）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也会增加。这是由于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活动的规模扩大，相应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会增加，因此会恶化环境质量[2]。②结构效应。Panayotou（1993）指出，由于不同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因而随着一国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环境污染整体水平也会发生改变[3]。工业类型的产业结构往往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特点，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向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逐渐转变时，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也不断增多，此时工业生产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会增多，会显著降低本国的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国的经济结构也会逐渐从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伴随着能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此时会更注重绿色环保，因此总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能会减少，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2.2 文献综述
2.2.1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关系的相关研究
I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主要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关系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污染天堂”假说，认为I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高了东道国碳排放量；二是“污染光环”假说，认为I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利于东道国抑制碳排放；三是融合以上针锋相对的假说，认为IFDI与碳排放之间关系不确定，应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具体如下：
（1）I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IFDI与碳排放正相关关系是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形成的。“污染天堂”假说最早由Walter和Ugelow（1979）提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会提高本国的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能也承担着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恶化风险[9]。Pao（2011）通过系统的时间序列调查，分析“金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IFDI对碳排放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0]。Lee等（2013）分析了19个G20国家1971年至2009年的面板数据，认为IFDI对G20国家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1]。Ren等（2014）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出中国工业行业2000-2010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现大量的IFDI加剧了中国的碳排放量[12]。Shahbaz等 (2015) 研究了IFDI与全球范围内高、中、低收入国家环境的非线性相关性，认为IFDI加剧了环境退化，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13]。Sarkodie等（2019）利用1982年到2016年碳排放量前五名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考察了I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IFDI对碳排放量有较强的积极影响，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有效性[14]。Essandoh等（2020）通过分析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发现发展中国家IFDI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与碳排放存在长期的负相关，即发达国家将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由此说明发达国家是以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为代价来改善本国的环境质量[15]。Salahodjaev（2022）以20个后苏联国家为研究对象，借助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对IFDI与碳排放进行分析，发现IFDI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同样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16]。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由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IFDI对碳排放影响的相关问题，逐渐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三章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量现状分析 ................. 17
3.1中国碳排放量的现状分析 ............................. 17
3.1.1中国碳排放总量特征 ...................... 17
3.1.2中国分地区碳排放量特征 ..................... 18
第四章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 ..................... 23
4.1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机制分析 ................... 23
4.1.1双向FDI的规模效应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