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法学理论论文，笔者认为美国规制媒体言论中确立的平衡公共利益保护与私人利益保护原则对完善我国的媒体规制也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一方面要加强公共利益保护，以维护媒体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私人利益的保护，以法防范媒体对普通人物名誉权的过多侵犯。
第一章 美国早期媒体监督的“诽谤困境”
第一节 美国对英国诽谤法的移植
随着地理大发现浪潮兴起以及新航路的开启，西欧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在现代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大肆地征服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并将殖民主义带到了这些地区。美洲新大陆便是他们最早建立的殖民地，很快，他们便在这片尚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新大陆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统治秩序。在早期，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法律制度也深受英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要追溯美国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提及英国，美国的诽谤法则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的普通法中的诽谤法。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对传统诽谤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前，美国诽谤法基本沿袭了英国诽谤法的传统。因此，本节将对美国传统诽谤法的基本内容做简要介绍。
一、“诽谤”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诽谤”是普通法中一种古老的侵权罪名。在早期，英国政府将媒体乃至个人发表批评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或者不利于政府的言论统统定为诽谤，意在控制动摇政府根基、贬低公共官员的煽动性言论，从而维护政府权威和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英国早期普通法便将诽谤作为一项重点罪名作了作了具体的规定。十六世纪开始，诽谤案件由“星宫法院”21（the 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开始审理，其审判程序完全不同于传统普通法法院，审判程序中全然没有陪审团参与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诽谤罪自此开始沦为政府钳制言论的政治工具。英国殖民者在征服美洲大陆之后，将该项罪名移植到了其殖民地以对当地言论进行有效监管。因而，美国诽谤法多数内容是因袭了英国诽谤法。直到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传统诽谤法进行改革之前，美国诽谤法的实质内容一直没有进行较大的改动。因此，本文将改革之前的诽谤法称为传统诽谤法。本文认为，欲要探究传统诽谤法如何为媒体造就“诽谤困境”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传统诽谤法中诽谤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予以阐述，此乃下文讨论媒体地位以及诽谤法改革的基础。因而，澄清传统诽谤法之相关规定是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关键所在。
第二节 美国早期媒体面临的“诽谤困境”
1776年，在华盛顿等领袖人物的领导下，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美联邦正式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由此，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建立起来了。然而，建立在民主自由精神基础上的美国政府刚开始并没有满足媒体充分实施舆论监督权的愿景。“煽动性诽谤”不仅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发成为政府钳制媒体言论的工具。1791年，美国国会制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以保障媒体言论自由，但修正案所倡导的精神实则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理想蓝图，在司法环节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对传统诽谤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前，传统诽谤法对媒体涉及公共官员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言论采取打压态势，早期美国媒体面临着严峻的“诽谤困境”，诽谤罪也成为媒体充分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最大的拦路虎。
一、《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诽谤困境”的初步回应
美国建国后不久，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建国者们制定并通过了《独立宣言》，同时，它也是作为美国的临时宪法而存在。《独立宣言》主张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精神，更是将个人的自由视为上帝赋予美国人民的宝贵礼物，这也是美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建国之初，对新闻自由并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界定，此时美国的新闻自由只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自由，并不是具体的自由。正如美国批评家亨利·路易斯·门肯在《自由的本质》（The Nature of Liberty）一文中对此评价为：“共和国的制宪者通过权利法案时，它还显得粗糙，不成熟，缺乏弹性，甚至有点空幻抽象”。44此类言论都体现了美国宪法抽象、简洁的总体特点，这对于美国政府达成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媒体的自由报道权，进而以此来保障公共利益的的愿景虽有诸多裨益，但仍然不能满足美国民众对新生共和国的期盼，这不免引起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担忧。
第二章 美国媒体“诽谤官员”案中“实际恶意”准则的确立
第一节 “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渊源
至今，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在美国媒体诽谤诉讼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准则的确立标志着美国正式将媒体监督置于司法保障之下。事实上，“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并不是灵光一现的天才创作，也不是现代法学流派的新奇之说，而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深厚理论基础的制度构建。其概念在英国侵权法中早已有之，其内涵也在漫长繁杂的司法实务中得到扩充和发展。那么，最高法院法院缘何在1964年的诽谤法改革中援用此制度来保障媒体的监督职能的实现？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恐不得不简略地探究一下“实际恶意”的历史渊源。后来的历史证明，“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确立深受米克尔·约翰民主自治思想的影响。故在此对米克尔·约翰的民主自治思想进行简要论述。
一、作为理论先导的米克尔·约翰的民主自治理论
时至今日，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的审理中展现出非凡的司法智慧和勇气仍为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在外界看来，“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确立对实务界的影响不亚于一场除旧布新的司法改革。然而，早在“沙利文案”之前，“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幼芽便已经萌发，前文所述的少数派规则便是该准则的早期实践。而本案的主审法官布伦南大法官也在1965年4月布朗大学举办的一场讲座上发表演说，明言在“沙利文案”中适用“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灵感实则来源于米克尔·约翰的言论自由理论。60后来，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沙利文案”中确立“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从而作出有利于被告判决的理论基础确实和米克尔·约翰的言论自由理论息息相关。
第二节 “沙利文案”与“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确立
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正式确立了“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该准则中的核心概念在古老的侵权法中存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美国的法律制度又深受以米克尔·约翰为代表的民主自治思潮的影响，加上类似规则早期已经在美国少数州的在司法实务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所以，“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在1964之前已经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实践基础。因此，该认定准则的确立绝非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高法院此举看似是完成了一次“惊险的跳跃”，实则也是平稳地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毋庸置疑，该诽谤认定准则的确立对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起到了关键作用。最高法院如何在广泛的司法实践中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一点尚需在对该案抽丝剥茧般的细致分析中一窥究竟。
一、“沙利文案”的背景和基本案情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彼时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最高峰。黑人民权问题是一个困扰了美国社会数世纪之久的公共问题，尽管在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政府已经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并给予了黑人和白人平等的宪法权利。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人对于黑人的偏见和歧视并没有因此而消弭，种族隔离制度在很多州仍然大行其道。美国最高法院在1947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72一案中否认了“种族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认可了黑人和其他种族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此后，全美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但是该运动却遭到了美国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很快进入对峙僵持的局面。
第三章 美国“实际恶意”准则适用媒体诽谤诉讼范围的拓展 ............ 37
第一节 从“公共官员”到“公众人物”：“巴茨案”和“沃克案” .............. 37
一、“巴茨案”和“沃克案”主要案情 ......................... 38
二、最高法院内部的“博弈” ............................... 39
第四章 美国“实际恶意”准则适用媒体诽谤诉讼的公私分界 ............ 47
第一节 普通私人适用“实际恶意”准则的转向：“格茨案” .......................... 47
一、“格茨案”案情简介 ........................ 47
二、多数意见判决该案件不属于“公共利益”范围 ........................ 48
结论 ...................... 55
第四章 美国“实际恶意”准则适用媒体诽谤诉讼的公私分界
第一节 普通私人适用“实际恶意”准则的转向：“格茨案”
一、“格茨案”案情简介
1968年，美国芝加哥警察瑞查德·鲁卡奥（Richard Nuccio）开枪射杀了一名叫伦纳德·奈尔逊（Ronald Nelson）的少年。被害少年的家人委托芝加哥著名律师艾默尔·格茨（Elmer Gertz）对被控杀人的警察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因此，与其他刑事案件一样，该案一切均按法定程序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该警察被法院依法定罪量刑，该警察也未提起上诉。然而，《美国舆论》113一篇爆炸性的报道却打破了原本的宁静。1969年3月，该报发文称，该案实则是共产党针对芝加哥警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本案的主辩律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