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本文基于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过程中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理论阐释，应用实际算例实现了演化过程的模拟仿真，为应急管理新格局中“智慧应急大脑”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与有益启示。
1 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1.1 理论分析
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涉及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从数理角度建立“政府引领、企业研发、公众参与”的模型驱动优化框架，对于智慧应急管理系统高效运转有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围绕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所取得的成效基本形成了共识，即智慧应急不仅有助于解决数智技术工具迭代更新与应急管理系统优化整合的突出问题，而且能够推动城市减灾治理实现良性闭环运作，进而实现城市公共权利结构的优化配置，促进城市安全发展、社会治理和风险防范相协调[4]。许多学者围绕智慧应急领域的决策情报体系[5]、信息协同[6]、数据管理[7]等复杂问题展开，关注超大城市的智慧应急治理经验[8]。但受限于研究案例多以北京、上海等城市为切入点，其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这使得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的内在逻辑链条、主体策略博弈等仍是一个“黑箱”问题。
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或参与者包括政府（本文特指城市管理者）、企业和社会公众，不同目标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高度互联的职能角色，不同主体间的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政府在城市减灾系统中集统筹、决策、指挥与联络等多重职能于一身，其角色从城市“管理者”转变为“治理者”与“服务者”，政府从宏观层面引领企业与公众积极参与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搭建城市综合应急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实现自然灾害防治、多源风险治理及保障城市安全的目标。企业既是城市减灾各类技术方案的“提供者”，也是智慧应急相关数智技术的“研发者”，企业以提高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从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积极进行行业前瞻性布局，同时以“购买服务”“委托建设”等形式寻求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拓宽业务板块，提高市场占有率。公众作为各类灾害风险的直接“承灾体”，依赖政府、企业等搭建的基层社区应急平台和智能化学习平台，通过参与安全科普和应急宣教等活动，增强自救互救、自主应急等能力[9]。
3 数值仿真与情景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观展示各个参数对演化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本文根据广州市智慧应急建设实际情况实现博弈系统的数值仿真与现实情景分析。
3.1 参数赋值依据
2021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颁布了《广东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积极引导社会、市场技术资源参与智慧应急联合创新机制[22]，通过建立“1+1+1+N”智慧应急联合创新机制，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华为公司+数字广东公司+N家高科技公司[23]，在“政府引领”下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高端前沿智慧应急信息技术，实现面向“公众参与”的现代化城市智慧应急项目成果转化与落地。本文根据广东省广州市智慧应急建设实际情况及已有研究[24-26]的参数赋值，对支付矩阵中的参数初始值给出如下假设：
3.2 模型检验与基准情境仿真
为检验参数初始赋值是否使得系统趋近于理想的演化稳定状态，将参数赋值引入到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中进行检验，运用Matlab 2021软件进行演化过程模拟仿真。设置政府、企业与公众均有0.5的概率选择不同的策略，时间步长为0.1，数组1、2、3详细数值见附录A2。(1,0,1)6E、(0,1,1)7E、(1,1,1)8E三个稳定均衡点的仿真结果见图5。
3.2.1 信息化阶段
数组1条件下，系统演化路径如图5a所示，仿真分析与情况七一致，符合现实情景中智慧应急的信息化阶段。在该阶段，政府在政务云建设的基础上部署和开展智慧应急信息化建设，尤其以通信网络体系、大数据中心及综合应急平台等硬件基础完善为主，充分发挥硬件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高额成本。政府在该阶段能够实现应急管理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同时治理组织内部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企业在该阶段通过权衡技术研发成本与收益后会选择保守策略，而公众作为智慧应急直接受益者在该阶段选择参与策略。如2022年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搭建的检测筛查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政府摸清风险系数、公众参与便捷、信息采集简易、人员培训成本降低及检测科学性、及时性等显著优势，该阶段与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的智慧应急建设情况比较契合。
3.2.2 智能化阶段
数组2条件下，系统演化路径如图5b所示，仿真分析与情况八一致，符合现实情景中智慧应急的智能化阶段。 在该阶段，政府作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和职责的主体，受限于财政考量从自身投入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选择行为策略。但“防微杜渐”的智慧应急引领策略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本，投资相关设备和软件以及运维成本，考虑区域整体利益前提下，短时间的智慧应急建设无法使政府看到该项目投入的长期收益，政府在该阶段最终走向“应急微动”或“应急不动”。企业顺应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之一是不断创新，在数智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研发及应用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能够灵敏反映城市减灾信息需求，以较大且通常的信息渠道覆盖城市。公众作为企业研发行为的直接受益者在该阶段选择参与策略。少数地区与行业的应急管理处于智能化阶段。
4 结论与讨论
加快推动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是城市构建“智慧应急大脑”的核心内容，也是面向风险社会及时预判、适应未知风险的关键[27]。本文聚焦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政府引领、企业研发、公众参与”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政府、企业与公众对于新一代数智技术应用至城市减灾系统中的决策演化过程，得出理想的稳定均衡点，并结合广州市智慧应急建设的实际案例，为智慧应急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依据与制度框架。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信息化阶段”“智能化阶段”“智慧化阶段”是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过程中涌现的不同阶段。三个阶段并非逐层递进，而是在结合各城市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上实现的技术－治理融合与升级。其次，政府是推动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的有效引领力量。政府引领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并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互信机制，在多方合作的基础上降低城市减灾治理成本。此外，企业对政府惩罚力度和收益分配敏感程度更大。趋利本质吸引企业在税收补贴或减免、奖励优惠等政策下积极研发数智应急技术；同时罚金和政企协同收益分配的变化会导致其参与意愿的快速变化。最后，公众参与对政府智慧应急引领策略起关键促进作用。在本文所构建的演化博弈系统中，公众在稳定均衡点的策略选择均为参与，这有利于政府完善城市减灾治理体系，实现高效且低成本的运转。政府与公众间的相互反馈机制可以总结为：应急为了人民、应急由人民参与，即政府引领智慧应急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公众参与智慧应急的目标是实现多元协作、协商治理以及公共价值。
尽管本文对实现“政府引领、企业研发、公众参与”的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过程进行了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但尚有以下待完善之处。本研究构建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尚未完全精细刻画出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过程中多主体间的复杂关系。精细程度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尚未考虑智慧应急政企协同的税收比例、公众行为偏好、灾后恐慌心理等变量对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又如未考虑上级政府对城市管理的纵向行政约束，忽略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等其他主体的博弈行为选择。在未来研究中，可在保证建模精度的同时加入符合现实情景的变量，实现更全面、具体的智慧应急赋能城市减灾多主体博弈行为策略选择研究。
参考文献（略）
